我们从嘎哇藏寨继续沿[九-若路县道]向东，往甘南（甘肃南部）方向。

    行驶路线：从嘎哇藏寨向东继续走[九-若路县道]，沿着红军当年走入甘南的路线，先后到达……等。参考路线如下（地名之间的数字km是两地之间行驶的大约公里数，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

    嘎哇藏寨1km→求吉乡5km→岔路口左转上[迭-求路水泥道]5km→然安寨2km→进入甘肃（达拉沟）15km→丁字路口左转往达拉方向2km→达拉乡3km→高吉村（俄界会议会址）（返回丁字路口往往迭部方向）5km→丁字路口10km→勾洁寺5km→隧道11km→丁字路口左转上[S313省道]9km→茨日那村37km→岔路口右行（往宕昌方向）15km→腊子口战役纪念碑4km→腊子口战役纪念馆

    我们住在了嘎哇藏寨。藏寨里有不少有“资质”的旅游接待户，但他们不是随意接待游客的，而是统一接待、轮流安排在各接待户。

    我们为了晚上睡得好一些，希望有电褥子，就把我们安排在索朗吉家。非常巧合的是，等我在院子里停好车，回头看到女主人，正是我重走四方面军长征路时，在村口歇脚、吃饭时，接待过我们姐弟三人的大厨师！呵，我们吃饭没有问题了！

    在等待晚饭时，队友小王抓紧拍了一通，藏家怎么样？看图。

    晚上，张书记特意给我们介绍了求吉乡的历史和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先后走过这里的简要，他虽然是“外乡人”，但听得出，他对这片支援过红军的土地和乡亲们有着深深的情意。

    张书记非常自豪地说，求吉乡，包括嘎哇藏寨，是“四无”地区（当时我们没有记下来哪些“无”，大概是无毒品、无赌博、无闹事／斗殴、无刑事案件等等）。而这里的藏胞善良之极，野猪好吃洋芋（土豆），梅花鹿好吃玉米，他们从来不撵不赶！珍贵的马鸡（我们不敢判定是褐马鸡呢，还是蓝马鸡呢）小鸡雏，他们会养大，随它们四处跑。房东大嫂还问我们：要不要带几只走？只要你们不杀它，就给你们几只！她还拿出一副梅花鹿脱落的角，告诉我们到山边走走，有可能捡到的。我们好新奇！

    早起，我的车已经蒙上了薄雪。

    看看我们住的藏家小院，挂着正规的“旅游接待户”牌子。天气虽然还未晴，但放亮了，可以上路。

    房东与我们合影，欢迎我们再来。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一定、一定！这不是假话，大家都记住了这个宁静、和谐、自然的藏寨。

    继续走[九-若路]向东，离嘎哇藏寨不远是求吉乡政府，再往前一点就看见路左边庄稼地里的“元帅桥”石碑。

    元帅桥的碑文：巴西河与包座河在钦多交汇后始称求吉河，求吉河出川至甘肃迭部境内称达拉河。元帅桥位于求吉均苟寨边求吉河上的伸臂式楼桥当地人称风雨桥，也是求吉河上的第一桥。1935年8月底9月初，右路军到达求吉、包座一线时，国民党军为阻击红军北上，将求吉河上的几座桥拆毁，仅剩碉堡山（自注：今叫红军山）下苟均寨这座桥，包座战役的胜利打开了北上通道。1935年9月5日一方面军主力一军（团）从风雨桥走过，9月9日毛泽东主席率三军（团）经尕格山过风雨桥出川北上，1936年8月初，二、四方面军主力均从风雨桥出川北上，共和国十大元帅中有九名元帅从这座桥上走过。苟均风雨桥至今保持着20世纪30年代的建筑风格和主体框架，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元帅桥，承载着中共历史上一段悲壮而辉煌的长征史诗。

    从石碑处往河谷里看，求吉河上一座至今保留原貌的藏式廊桥就是元帅桥，也叫包座桥。此桥是建于清代的伸臂式木质楼桥，是当年松甘古道上四川与甘肃间的必经之桥。

    若尔盖县在此立的碑称，后来的共和国十大开国元帅中有九大元帅均从这座桥上走过（只有陈毅元帅因留在南方打游击未走此桥）。但实际上，一方面军可能没有走这座桥。可以确认1936年8月初二、四方面军主力从此风雨桥出川北上，先是四方面军四军十一师在此桥看守，后由红六军团模范师接防。因此，肯定过此桥北上的元帅有4位（朱德、徐向前、贺龙、刘伯承）。

    那时的桥，有老照片。

    走过元帅桥不远便左转进入新修建不久的水泥路面乡道，这意味着离开了[若-九公路]转入松甘古道了。

    彭德怀的外甥过草地后留在了这里：

    彭德怀外甥的名字叫罗永佑，时任三军团十三团三营三连二排排长，他虽然走出了草地，但他在求吉的牙依寨受了伤。彭德怀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前来看望他，这时，罗永佑正躺在担架上准备随部队北上。在部队里是不能以亲戚的称谓互相称呼的，而此时，罗永佑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他见到彭德怀，哭着叫了声“舅舅”，听到受伤的罗永佑的叫声，彭德怀不禁黯然泣下。罗永佑要求随部队走，他不愿离开红军；作为军团长的彭德怀为了减轻部队的负担，最后还是命令他留下，罗永佑服从了命令。一个叫扎巴的藏民用一头毛驴把受伤的罗永佑带进了高山之上密林中的一个村庄……。

    他们此时并不知道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后的一次见面。

    罗永佑就留在了这里，诺尔盖求吉下黄寨，成为一个牧民。

    1956年，彭德怀写信给罗永佑让他到北京，罗永佑谢绝了。他说：“我习惯了草地，有了妻儿，互相离不开了。在哪儿都是干革命。”罗永佑留在求吉乡后，一生再也没有离开草地；是草地淳朴的藏民留住了他的人，留住了他的心。上个世纪60年代，身为求吉供销社主任的罗永佑不慎从载货的马车上摔下而身亡。现在他的两个儿子仍然是这里的牧民。

    进入达拉沟峡谷和白龙河河谷。往北再行大约5千米就离开四川、进入甘肃地界了。

    继续前行，沿着求吉河、达拉沟向北，景色很美的一段路。

    达拉沟是川甘藏区唯一便捷的通道，长约30km，可谓是战道：唐朝时，唐将李道率唐军穿过达拉沟偷袭远在青海的土谷浑；公元1252年，忽必烈的铁骑从这里南下席卷云南，重新统一了中国；1935年至1936年，红军在长征中三次通过达拉沟北上。有的专家认为“达拉”是蒙语，是蒙古军队南下经过这里留下的名字。

    这里的牲畜主要是羊了。

    然安村是四川境内最后一个村子了，前面就进入甘肃地界了。这时，沿路的求吉河应改称为达拉河了。

    深入达拉沟，谷地逐渐变窄。

    看见道路上蓝色的铁架标语牌“迭部人民欢迎您”，就是进入甘肃省迭部县境了。“迭部”的藏语意为“大拇指”，传说有神人用大拇指推开了阻碍通行的大山，说明这里是交通要道。甘肃第一个村子是牙拉，然后是达拉。“达拉”在藏语意里是“虎穴”。

    迭部县人民对红军过境作出了不可磨灭贡献。中央红军走出川北，饥肠辘辘，在迭部得到了宝贵的粮食，并且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获得了迭部人民信任。所以，当二、四方面军到来时，迭部的藏族群众和僧侣既不和红军打仗，也不躲避，反而腾出房屋、僧舍让红军住，拿出小麦、土豆、蚕豆粉、青稞、炒面、酥油、牛羊肉、猪肉等，与红军以物易物、按需交换。当年，二、四方面军带的枪多、银元多和烟土多，当地藏民很乐意交换，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可谓雪中送炭。旺藏寺有个活佛用一皮袋糌粑和一大块酥油，换了一个银边花碗，一直保存到解放后。藏民用一个三四斤的大烧饼，就可以换一支枪。此外，红军过后，流落了五六百名伤病员和妇女、儿童，他们有的被当地藏民收养，有的联姻，得到求生之路。

    进入甘肃迭部县境内后，这里居住的还是藏胞。

    经过一个丁字路口，蓝色的路标指示：右转去迭部方向，左转去达拉乡。我们特意按照当年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在路口左转向西去达拉乡高吉村，这是俄界会议遗址所在地。俄界是藏语的音译，意为“八个山头”。

    看到纪念碑，就到了高吉村，也就是俄界会议旧址所在地。这是藏族居住的小山寨，海拔约2500米，坐北朝南，依山傍水，典型的藏族搭板房依山势不规则地分布成三、四层；村外大树参天，白龙江源头达拉河掠村而过。村头新修建了纪念广场，广场的石阶上嵌着“坚定信念、统一思想”八个大字，竖立着五星和党徽的纪念碑。

    广场旁的墙上是大幅的浮雕，表现的是红军长征过迭部。

    1935年9月5日，林彪率领一军司令部先期到达迭部县俄界地区，因为没有该地区的地图，也找不到向导，电台又出了故障，与红军总部失去了联络，处境极为困难。彭德怀派武亭等人携带电台、密码前往找到一军司令部，解了燃眉之急。

    红军后续部队到达时，由于连日大雨，河沟涨水，达拉沟栈道、桥梁破坏严重，红军行军非常困难，队伍拉了几十里长，当先头梯队到达俄界时已经下午6时了，然而直到半夜还是五个一群、十个一队的继续向俄界集中。幸而俄界藏民虽然受到反动宣传坚壁清野后躲藏，并未袭击红军。9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率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直属纵队和彭德怀、李富春的三军（三军团）进入甘南迭部境内的俄界村。中央决定在俄界休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召开。

    俄界会议：

    红军右路军之一、四方面军在巴西分离后，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于1935年9月11日晚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俄界当年是个很小的地方，只有十来间房子。藏民用干牛粪作燃料，在棚子的壁上贴满了牛粪饼。

    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一间藏居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罗迈（李维汉）、杨尚昆、李德、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会议开始，毛泽东做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

    毛泽东首先报告，着重谈了三个问题：

    1.中央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张国焘反对中央这个方针，主张向南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团也拉上这条绝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破坏，使一、四方面军不能共同北上，因此，一方面军主力之一、三军团应该单独北上。

    2.毛儿盖会议决议是红军主力向黄河以东。现在由于情况变化，一、三军团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从地形、敌情、居民等各方面条件看，实现这个新方针，无疑是可能的。

    3.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作，因为它关系到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关系到右路军中一方面军干部的安全，我们还要尽力争取四方面军北上。

    邓发、李富春、罗迈、李德、王稼祥、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林彪、博古、张闻天等，在发言中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并谴责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指出：张国焘对抗中央北上方针，是给胡宗南吓怕了，完全丧失了建立根据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我们同张国焘的分歧，不仅是战略方针的分歧，而且是两条路线的分歧。

    毛泽东作会议结论时再次强调指出：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将来可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

    关于组织问题，会议决定：

    1.将原一、三军团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和张云逸为正副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
    2.成立“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核心，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
    3.组成编制委员会，主任为李德，委员为叶剑英、邓发、蔡树藩、罗迈。

    俄界会议正式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政治局同意已经采取的步骤及今后的战略方针”。并着重指出：

    一、我们与张国焘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丧失了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藏边界退却。“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

    二、造成张国焘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

    三、张国焘“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

    《决定》最后还指出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历史根源，申明要坚决纠正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为教育并挽救张国焘本人，党仍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并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所以，这个《决定》当时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没有向全党公布。

    陕甘支队公开的布告只由彭德怀和杨尚昆署名。毛泽东说，以你们两人出面，让国民党有个错觉，以为只是三军团出来了。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序列——（1935年9月至10月，全队14000余人）

    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
    副司令员：林彪；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罗瑞卿

    第一纵队（由一军团组成）：

    司令员：林彪（兼）；政治委员：聂荣臻
    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
    第1大队：
    大队长：杨得志；政治委员：萧　华；副大队长：陈正湘；参谋长：耿　飚；政治部主任：冯文彬
    第2大队：
    大队长：李英华；政治委员：邓　华；
    第3大队
    大队长：黄永胜；政治委员：林龙发、张爱萍（后）
    第4大队
    大队长：黄开湘；政治委员：杨成武；副大队长：张仁初；参谋长：季光顺
    第5大队
    大队长：张振山；政治委员：谢有勋、赖传珠（后）
    第6大队
    大队长：朱水秋；政治委员：邓富连

    第二纵队（由三军团组成）：

    司令员：彭德怀（兼）、彭雪枫（后）；政治委员：李富春；副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肖劲光；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第10大队
    大队长：黄　珍、萧　桂（后）；政治委员：杨勇
    第11大队
    大队长：邓国清；政治委员：王平
    第12大队
    大队长：谢嵩；政治委员：苏振华
    第13大队
    大队长：陈赓；政治委员：张爱萍

    第三纵队（由军委纵队一部分组成）：

    司令员：叶剑英；政治委员：邓发；参谋长：张经武；政治部主任：蔡树藩、罗瑞卿（后）
    中共中央机关
    军委第二、三局
    总政治部
    国家政治保卫局
    总部直属部队
    随营学校（原军委干部团）校长：陈奇涵政委：宋任穷

    注：根据《彭德怀自述》，此时陕甘支队人数约14000人，不包含和四方面军尚在一起的中央红军第五军（原五军团）、第三十二军（原九军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