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班佑路口开始，沿[九-若路县道]向东，往九寨沟方向走一大段。

    行驶路线：从班佑路口处走[九-若路县道]东进，沿着红军当年走入甘南的路线，先后到达巴西会议遗址、牙弄村周恩来旧居。参考路线如下（地名之间的数字km是两地之间行驶的大约公里数，中括号内是公路编号）：

    班佑路口[九-若路县道]向东14km→巴西乡（路口）右转4km→巴西会议遗址（返回）4km→巴西乡（路口）右转继续走[九-若路县道]7km→岔路口（牙弄路口）左转2km→牙弄村周恩来旧居（返回）2km→岔路口（牙弄路口）左转继续走[九-若路县道]

    我们从班佑路口左转，沿[九-若路县道]向东。[九-若路]即九寨沟与若尔盖之间的乡道，我们向东即向九寨沟方向。

    在漫天大雪中，我们驶往俄垭山口去巴西乡。（这个巴西是藏族地区，不是外国的那个巴西。）

    大雪来得早了一些，阔叶树的叶子没有落，生长还挺茂盛。

    雪下得再大，牦牛们毫不在乎，还在往上坡上走去。

    看见一座牌楼，意味着进入森林保护区了。

    道路一直把我们引入进入巴西乡。巴西，又名“长安”，藏语的意思是“快乐的农区”、“安居乐业”，海拔约3050米，是当时著名的产粮区，也是红军北上的筹粮宝地。现在是个很漂亮的小镇，村口高高的牌楼上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5位领袖的照片。牌楼下面矗立在大路两旁的立柱上有一联：“奋力实现中国梦，倾力构建新巴西”。

    在广义的巴西地区，因红军驻留时间稍长，留下了多处遗址遗迹，见下图。和巴西会议有关的主要是两处：巴西班佑寺院和牙弄（周恩来旧居）。

    进村就有路碑指示右转到巴西会议遗址，大约行驶4km。

    驶上坡道后，在路左侧是一排比较新的平房，这就是新建不久的巴西会址纪念馆。继续走几十米，就看见断壁残墙了，这就是巴西会议遗址也即班佑寺院遗址。

    巴西会议遗址仅剩下几堵断壁残墙。刻有“巴西会议遗址”的石碑和刻有“巴西会议会址”的水泥碑前后立在残墙前。

    石碑背后的碑记：巴西班佑寺院始建于1679年（清康熙十八年）。1935年8月底，右路军到达巴西地区，前敌总指挥部、军委纵队、中央书记处进驻班佑寺院。8月29日，前敌总指挥部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在此召开了“巴西筹粮会议”、“巴西政治局常委会议”；9月2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巴西政治局会议”。红军大本营开拔后，尾队离开寺院约4华里时，班佑寺院突然起火，一座名刹化为灰烬。

    巴西的会议及中央红军单独北上：

    由于巴西一带自然条件稍有改善，物产又相对丰富，所以除了林彪率一军（一军团）先行向甘肃俄界一带开拔外，其余右路红军在此稍事休整，等待左路红军的到来，以便按既定的计划继续北上。

    也就在这里，中共和红军机关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比较重要的有：

    1935年8月29日，在班佑寺召开了研究教育和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参加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李维汉、凯丰等。这个会议议定了三个问题，一是出一到两期《干部必读》；二是由王稼祥、李维汉、毛泽东、博古、凯丰分别审查红军宣传、战略战术、地方工作、民族问题的材料；三是由博古、凯丰、杨尚昆、李维汉组成宣传委员会。另外，还研究了共青团问题。

    在同一时间，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了“筹粮会议”，决定用5天时间筹粮11.29万斤。还具体划分了巴西、阿西茸、包座三个筹粮区。

    9月2日，召开了研究一方面军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陈昌浩、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徐向前、傅钟、李卓然、邓发等，周恩来还在病中未参加会议。毛泽东作了报告。

    9月5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了俄洛塘庆功大会，庆祝包座大捷。包座大捷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把前来堵截的胡宗南部队消灭了5千多人。

    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牙弄村周恩来住处召开了非正式会议，参加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会议主要是鉴于张国焘坚持南下反对北上，决定致电张国焘，要求其继续北上。

    就在9月8日中央政治局非正式会议决定说服张国焘继续北上时，张国焘也数次来电，以种种理由坚持南下的意见。9月8日22时，张国焘给陈昌浩发电，命令右路军准备南下。

    9月9日，张国焘又给陈昌浩发电，严令陈“南下”。当时，时任前敌参谋长的叶剑英先看到了电文，顿感事情重大，便佯装上厕所，跑到中央驻地把电报给毛泽东看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博古抽身前往牙弄村周恩来住处，和周恩来、王稼祥等人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率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到阿西集合，向一军靠拢，继续往甘南前进，并通知已到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要一军在原地等待。会议还决定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并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上述在巴西范围召开的会议，广义上说都属于“巴西会议”。但中共党史上所说的巴西会议，显然不是泛指的在巴西召开的所有会议，主要是“巴西班佑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牙弄中共中央政治局非正式会议”“牙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阿西牙弄紧急会议）。目前，经过官方确认了当年的班佑寺院，并立了刻有“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巴西会议会址”的水泥碑，而后两个会议在牙弄村周恩来住处（一座典型的旧式藏族民房）召开。

    遗址旁新建了巴西会址纪念馆，陈列还比较正规。管理纪念馆的扎旺仁真给我们留了他的手机号13541572062。

    纪念馆不大，但也设有雕塑墙。

    毛泽东关于巴西会议的语录，当然，这是长征结束后才说的。

    当年毛泽东等领导人就住巴西会议遗址附近，不过当年的老房子已经找不到了。

    巴西一带（今潘州地带）成熟的农作物支持了红军过草地，正是巴西河谷流域连续两年为三过草地的红军提供了食宿。有这样的评价；巴西会议使得党和红军摆脱了政治困境；包座战役打通了胜利北上的道路；高原的牦牛、青稞保障了红军“三过草地”。

    巴西对红军长征的巨大贡献：

    “巴西”在藏语里是“快乐的农区”的意思，是一个泛称，实际上包括了今天若尔盖县的上巴西、下巴西、班佑、阿西茸、牙弄、包座一带。在当时，在红军的地理字典上，这一带都称为“巴西”。

    1935年至1936年，先后近10万红军到达川甘交界的若尔盖草地边缘的巴西农区，两次秋季粮食收获，有力地支撑了三过草地的主力红军，及时有效地发挥了粮食基地中转作用。根据若尔盖县党史办主任蒋桂花收集整理，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的《走进历史现场》记载：1935年至1936年，红军在巴西地区“两年共筹集口粮237.75万公斤”。这样的数字，对于人口密集、土地肥沃的产粮区而言，不算什么，但对于人烟稀少，土地贫瘠，高寒低产，而红军人数又数倍于当地藏民的巴西地区来说，这个数目就是天大的事情了。当地百姓几乎倾其所有，致使1937年巴西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完全可以说，雪山草地的各族百姓尽其所有，支撑红军将士度过了长征最艰苦的岁月。

    从巴西班佑寺返回，在雪中继续沿九-诺路往东，行驶约6km就到一个岔路口（牙弄路口），路边有三个石碑。正对的石碑上的红字是：“巴西会议（阿西牙弄紧急会议）会址及周恩来旧居”，石碑上还有箭头指示：由此去1公里（实际到阿西牙弄村至少2km）；这个路口另两个石碑分别是“阿西牙弄三军（团）十三团警戒遗址”、“包座战役牙弄路口战斗遗址”。

    牙弄路口战斗——1935年8月25日，红军右路军之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与国民党守军康庄团二营五连、张莱孝游击支队及其纠合的当地藏兵在牙弄路口展开了激战。经过一天的战斗，红军攻占了牙弄路口据点，并乘胜占领了牙弄寨，基本肃清上包座以北的敌军，将残敌分别围困于求吉寺、卓藏寺等几上孤立据点内，为刚出草地的右路军之中央红军在阿西、巴西地区筹粮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