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当“小学生”

    1933年，由于党内李立三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推行过“左”政策，导致一些上级机关不知道乡、村苏维埃政权的具体工作和实际内容，只知道发布命令和决议，大大阻碍了中央苏区政府任务与计划执行。

    正是在此背景下，时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于11月下旬长途跋涉，从江西瑞金来到闽西一个偏远的小山乡才溪进行第三次社会调查。此前，他曾于1930年6月、1932年6月两次深入才溪调查研究。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情况，毛泽东决定驻村调查。警卫员担心他太劳累了，建议道：“开了名单请有关人员来不是一样吗？”

    “不。”毛泽东耐心地说，“我们做调查研究工作的同志，应该有张良求师的精神。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那是一定做不好调查工作的。”

    深入红军公田检查生产、参加生产劳动、给衰坑改村名、推行群众医疗合作……正是凭着“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毛泽东在调查中帮助群众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总结劳动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写下了《才溪乡调查》。这篇调查报告解决了革命环境下根据地建设不仅是必要而且是可能的问题，充分调动了党内领导干部主动参与到实地调研、深入分析、系统总结经验和教训的积极性与热情。

    1934年1月22日，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强调了“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的工作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建立在才溪乡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并把这些正确的做法上升为政府的决策方针，为处在革命紧要关头的党的建设指明了出路。

    挥泪斩“马谡”

    1937年10月5日，延河边响起枪声。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恋爱不成，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

    黄克功经历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年仅26岁就已是身经百战、立过大功的红军团级干部。受害人刘茜当时16岁，以前在太原市友仁中学读书时是民族解放先锋队负责人，后响应党的抗日号召来到延安，进入抗大第十五队学习。

    黄克功和刘茜之间有过一段短暂的热恋，但随着两人交往的加深，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缝。最终黄克功将刘茜杀害。

    悲剧发生后，黄克功写信给毛泽东，除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外，请求法院念他多年为革命事业奋斗，留他一条生路。抗大副校长罗瑞卿深知军法如山，就此事向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报告。

    毛泽东很愤怒地说：“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什么问题？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指示边区政府认真处理这一恶性事件，并亲自到抗大与学校领导研究如何处理这一事件。毛泽东说：“我们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兴起，不少青年学生向往延安。我们正处在从全国各地吸引爱国青年学生到延安来学习，培养民族解放人才的时期，黄克功的所作所为，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最终，黄克功交给了人民公审。10月11日，在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大会进行公开审判。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和审判黄案的审判长雷经天庄严地、一字一顿地宣布了判处黄克功死刑的决定。行刑前，雷经天宣读毛泽东10月10日写给自己的信。

    信中写道：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每一个普通的人……

    黄克功被依法处决后，毛泽东多次提到过这件事，要求大家从黄克功案中吸取教训，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发生。3个月后，他又提起此事，说：“这叫否定之否定。黄克功一粒子弹，否定了刘茜，违反了政策，破坏了群众影响；我们的一粒子弹，又否定了黄克功，坚持了政策，挽回了群众影响，而且使得群众更拥护我们了。”（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朱习文 吴义国 满一斐 整理）

    “恋旧”不穿新布鞋

　　1948年5月，党中央和毛泽东转战陕北来到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这个小山村——西柏坡。这里土地肥沃，稻麦两熟，被聂荣臻誉为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生活较为安定，条件好于陕北。可是到达这里的毛泽东仍然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

　　平时，毛泽东擦脸、擦脚都用同一块毛巾。卫士长劝他买条新毛巾，把擦脸和擦脚分开。毛泽东风趣地说：“不要分了，现在整天行军打仗，脚比脸辛苦。分开就不平等了，脚会有意见。”卫士长“扑哧”一声说：“那就用新毛巾擦脚，旧毛巾擦脸。”毛泽东仍摇摇头说：“账不能那么算，我多用一条毛巾，可能费用贵不到哪里去，可是全军如果每人节约一条毛巾，省下的钱，我看就够打一次沙家店战役了。”

　　在西柏坡的日子里，毛泽东军装还是从陕北穿来补了又补的旧军装；衬衣也是补丁摞补丁的白布衬衣；毛衣和毛裤也不知穿了多少个年头，上面有好几个大窟窿，不少地方还脱了线。但毛泽东一直舍不得换掉，他说：节约一件衣服，前线就可以多几颗子弹。

　　一次，毛泽东女儿李讷的保姆韩桂馨看到毛泽东脚上穿的那双补了又补的旧布鞋，实在不能再穿了，就抓紧时间做了一双新布鞋，想找个机会让毛泽东穿上。这一天，毛泽东批阅完文件，漫步到院子里坐在躺椅上休息。韩桂馨看到后，赶紧把早已准备好的新布鞋拿到毛泽东身边，乘毛泽东休息的时候，当面劝他把旧布鞋换掉。可不知劝了多少遍，左说右说，毛泽东还是不愿意换掉，只是说：还能穿，还能穿。他还意味深长地说：“小韩阿姨啊，艰苦朴素，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我不带头，怎么能教育别人呢，你说对吗？”旧鞋子还是没有换，新鞋子原封不动地放在躺椅的旁边。

　　拿稿费宴请宾客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他破天荒地要在这天宴请宾客。这是他平生唯一的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而主题是招待劳模，这无疑饱含着毛泽东对劳动人民的深情厚谊。

　　生日当天，在人民大会堂，品字形地摆了3张桌子。客人主要有钱学森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董加耕，大庆“铁人”王进喜和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

　　周恩来安排董加耕和王进喜坐在毛泽东左边，邢燕子和陈永贵坐在毛泽东右边。同一桌就坐的还有钱学森和余秋里。毛泽东高兴地说道：“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有工人，有农民，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我没有叫我的子女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

　　席间，毛泽东问余秋里读了几年书，余秋里回答说读了“3年小学”。毛泽东表扬道：“3年小学能搞出个大庆来，不错嘛！”当谈到大庆时，毛泽东对王进喜说：“石油工人们一起奋斗搞出一个大庆来，很不错嘛！石油工人干得很凶，打得好。要工业学大庆。”

　　他转身问陈永贵：“你是庄稼专家，多大岁数啦？”陈永贵说：“50岁。”毛泽东感慨道：“五十而知天命。你们不要翘尾巴，一辈子不能翘尾巴，有些人不好，尾巴翘得太高了，要夹着尾巴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