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岁的杂交水稻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人民画报》段崴摄）

袁隆平与种植杂交水稻的菲律宾农民在一起。（袁隆平供图）

中学时代游泳比赛队员合影，前排左一为袁隆平。（袁隆平供图）

1981年8月，袁隆平在伏案工作。（《人民画报》张长江摄）

袁隆平与妻子邓哲一起作研究。（袁隆平供图）

袁隆平在指导学生。（袁隆平供图）

1990年，袁隆平在稻田里仔细观察稻穗。（《人民画报》杨秀云摄）

2012年11月，袁隆平作为无党派代表受邀列席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受到媒体关注。（《人民画报》段崴摄）

    湘西偏远山区一所农校里的穷教员，历经种种磨难艰辛，终成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他毕生最大的愿望只有一个：战胜饥饿。

    记者眼前的这位老人，大约是中国当代最知名的科学家。他的故事被写进多个不同版本的中小学语文或英语课本，他讲过的一段话曾被作为高考作文题。他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他所在单位门口的道路和银河系里的一颗小行星也用他的名字命名——他叫袁隆平。

    2013年春节前夕，83岁的杂交水稻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他穿着红蓝灰相间的格子衬衣，衣服下摆习惯性地扎进腰间。岁月在他的额头上刻录下一条条皱纹，平整的棕黑短发里也夹杂着不少白发，却丝毫不影响他目光炯炯，谈笑风生。皮肤略显黝黑粗糙的他自称是地道的“泥腿子”，守望稻田五十载，连农活最棒的老农也由衷对他竖起大拇指赞叹“袁老师干活太实在”。而出生在大城市知识分子家庭的他又喜爱哲学，言谈间常引经据典，还拉得一手不错的小提琴。
他自幼以“齐天大圣”为人生楷模，从未料到自己有朝一日居然会被冠以“神农”、“米菩萨”之类的称谓。大学同学评价他“爱好自由，特长散漫”，他乐呵呵地引以为豪。但他认真起来却是雷打不动。50年前，因亲历饥饿之苦，他决心用科技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从此一头扎进杂交水稻研究，其间历经种种质疑、磨难、艰辛，从未易其志，终成享誉世界的大科学家。

    饿出来的梦想

    1960年，在湖南省西部偏僻的黔阳县安江镇东郊，坐落着由一所古刹的十几间房改建的安江农校。30岁的袁隆平是这里的一名普通教员，负责教遗传学和俄语，没人想到他未来会有多远大的前程。袁隆平已在这里教了七年书，从未获得升职的机会。起初，他住在也许从前是小和尚住的砂墙泥地的老屋里，后来搬进砖木结构的单身宿舍。他曾有过一段恋情，却因家庭成分不好以失败告终，对方最终选择了另一位“出身较好”的男青年。学生们都说这位大城市来的老师说话文绉绉的，常在课堂上谈论哲学，喜欢讲古今中外的各种故事，喜欢诗歌，傍晚不时还会从他的宿舍里传出悠扬的小提琴声。老农们则说，他越来越像地道的“泥腿子”，课余时间，这位年轻的袁老师常带着比他小不了多少的学生们在实验田里劳作，因为他相信学农实践比听课更重要。

    在全国性的大饥荒中，袁隆平饱尝饥饿之苦。晚上睡觉时混身冰凉，梦中大口吃肉，醒了却只能啃草根树皮。身体渐渐浮肿，想看书也打不起精神，更别提下地干活。他曾多次亲眼在路边看到枯瘦如柴、饿死的人。

    这些经历让自幼家境不错的袁隆平大为震撼。他出生在北平，在家族中排“隆”字辈，故名“隆平”，又是家中次子，乳名“二毛”。其祖父曾任广东文昌县县令，其父袁兴烈毕业于东南大学中文系，早期在平汉铁路局供职，抗日战争爆发后弃笔从戎，在冯玉祥第二集团军任上校秘书，新中国成立前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帮办。母亲华静在英国教会学校念过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喜欢哲学，常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教会孩子做人的道理。

    袁隆平从小贪玩调皮。他曾为模仿木匠而把铁钉衔在嘴上，却一不小心把铁钉吞进了肚子里。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次，日军空袭，他嫌防空洞中太憋闷，偷偷溜出去游泳，把家人急出一身冷汗。他从不是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学习全凭兴趣，喜欢的课程就全心投入，不喜欢的课程则奉行“三分好，三分好，不贪黑不起早，不留级不补考”。他酷爱游泳，中学时湖北省举行游泳比赛，因发育晚、个子小，体育老师未推荐他参赛，他尾随参赛同学溜进赛场，最后竟夺得男子自由泳汉口赛区第一名、湖北省第二名的成绩。

    他萌生学农的想法缘于一次美丽的误会。6岁那年，他上小学一年级，老师曾组织同学们到郊区一个资本家的园艺场参观。在那里，有五颜六色的花朵、红红的桃子、成串的葡萄……那幅画面令他终生难忘。他当时以为那就是传说中的农村，并由衷感慨“这农村真美啊”。从此，一个朦胧的想法就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萌芽、扎根：“长大了就学农，就像卓别林演的《摩登时代》一样，打开窗户就能吃到葡萄，多美好。”袁隆平笑眯眯地回忆道，“人生第一次的印象总是最深的。要是早知道真正的农村那么脏、累、苦，可能就不学农了，哈哈。”

    1949年夏，19岁的袁隆平面临高考，他选择了重庆相辉学院农学系。一年后，该系与另9所大学的农学系合并成立西南农学院。大学时代，袁隆平的特长是自由散漫。他喜欢睡懒觉，永远等到紧急集合铃响才一边扎裤腰带，一边往教室跑。他自言最怕“紧箍咒”，虽然有老师动员，但他始终没有入团，因为觉得自己“起不到模范带头作用”。

    1953年，袁隆平毕业了。响应国家“到基层去”的号召，他在毕业分配志愿书写下“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最终，他被分配到湘西雪峰山脚下的安江农校当老师。他翻出地图，却始终没能找到安江究竟在哪里。后来，他先乘火车，再坐汽车，然后换马车，最后背着行李徒步翻越一座大山，历时半个多月，终于来到唐代诗人王昌龄曾被贬任职的湖南省黔阳县。

    安江农校的生活很清苦，但在全国轰轰烈烈建设祖国的大潮中，一边授课，一边带领学生在实验田里搞农业研究，袁隆平也感到生活平和充实。

    对于自己的研究方向，袁隆平做过很多尝试和设想。他曾想要研究园艺，种果树，后来又考虑过研究红薯。直到大饥荒到来，亲历饥饿之苦，袁隆平才第一次才强烈地意识到：“粮食乃农业的重中之重。”想到自己已到而立之年，再也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了，他确定了未来要拼搏的方向：研究能填饱肚子的水稻。

    “东方魔稻”的诞生

    在安江农校的半亩实验田里，袁隆平时常头顶炎炎烈日，赤脚踩在冰凉的稻田里，细心地呵护每一株水稻的成长。

    当年，中国全盘学苏联，米丘林和李森科是最著名的农学明星。受他们的“环境影响比遗传更重要”、“无性杂交简便易行、立竿见影”等学说的影响，袁隆平曾尝试把西红柿嫁接到土豆上，把南瓜嫁接到西瓜上。第一年，他从土里挖出了土豆，从茎上收获了西红柿，还种出了既不像西瓜又不像南瓜的“怪瓜”，惹得学生们看了哄堂大笑。第二年，袁隆平把收获的这些“奇花异果”的种子种到地里，结果，结出的果实和从前未经嫁接过的作物没有任何分别。袁隆平形容那时的自己就像“迷途羔羊”，看不到“无性杂交”的前途在哪里。

    “科学研究和艺术创造一样，也需要灵感。”这是袁隆平从事科学研究多年的感悟。他获得的第一个灵感是，一次偶然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它穗大粒多且饱满，按其单株产量计算亩产可高达千斤，而当时国内产量最高的水稻也不过亩产五六百斤。袁隆平如获至宝，他把这株水稻结出的稻种全部收集起来，来年精心播种在瓦罐的培养土里，天天去看，悉心呵护，“望品种成龙”。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所有后代，没有一个赶得上它们的‘老子’那么好。”

    就在他十分泄气的时候，灵感突然降临，他猛然想到，从遗传学的分离规律看，纯种水稻的第二代不会有性状分离，只有杂种第二代才会出现分离现象。也就是说，那株鹤立鸡群的水稻一定是一株天然杂交水稻，并表现出了其他普通水稻望尘莫及的优势。

    “杂交水稻有优势！”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划时代的结论。袁隆平由此萌发了利用杂交优势提高水稻产量的大胆设想。然而，这个设想不仅不符合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米丘林、李森科等人的学说，与经典遗传学教材中“稻麦等自花授粉作物自交不退化，杂交无优势”的结论也相悖。因此，袁隆平的突发奇想被不少人讽刺是“伪学说”。

    心中的疑问，袁隆平自费到北京拜访专家。北京农业大学教授、遗传学家鲍文奎对他的设想非常赞赏，对他说：“从事杂交水稻的研究，乃是洞悉生命的本质，推动生命的进程，是培植人类文明的事业。从事这样的事业，乃是生命的价值所在。”袁隆平记住了这句话，从此坚定地在研究杂交水稻研究的路上走下去。他说：“上了船你就要划到对岸。”

    当时，杂交玉米已在国际上大获成功。在日本、印度、美国等国也有人在研究杂交水稻，但始终迟迟未能突破，原因在于，玉米是雌雄同株异花植物，容易进行杂交，而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雌蕊和雄蕊包覆在同一朵花苞中，想实现不同植株之间的杂交，很不容易。

    经过潜心研究，袁隆平设计出了后来轰动世界的“三系法”循环杂交技术路线：第一步，寻找到雄性不育的稻株，其雌蕊发育正常而雄蕊的发育退化或败育，不能自花授粉结实，进而培育出这种雄性不育能稳定遗传的“不育系”；第二步，将正常发育的特定品种的花粉授予雄性不育系的雌蕊，使不育系性能—代一代保持下去，从而培育出“保持系”；第三步，寻找和培育一种水稻和雄性不育系杂交，使它们的后代不仅具有较强的优势，而且育性恢复正常，能自交结实，进而培育出“恢复系”。最终，通过三系进行循环杂交，就能培育出具有旺盛的生长优势和产量优势的优良杂交水稻组合，进行大规模生产。

    1964年，发生了两件对于袁隆平意义重大的事。一是与同样“出身不好”、同样学农的邓哲结婚；二是在勘查了安江农校周边数不清的稻株后，终于找到了雄性天然不育株。前者使他从此不再孤单，并有了支持他从事杂交水稻研究的坚强后盾，后者则使他更加坚定了研究杂交水稻的信心。

    两年后，袁隆平把他的研究成果写成文章《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1966年第17卷第4期《科学通报》上。这是国内首次刊发论述水稻雄性不育性的论文，也是“文革”爆发导致《科学通报》停刊前刊发的最后一期杂志。时任国家科委九局局长的赵石英看到这期杂志后，很快致函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认为“杂交水稻研究很有意义”，希望给予袁隆平“大力支持”。正是这一纸书函，使原本已被划为“黑五类狗崽子”的袁隆平成了保护对象，得以躲过“文革”的暴风雨，于乱世中继续潜心搞科研。

    然而，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袁隆平倾注全部心血培育的杂交稻秧苗还是曾先后两次被人偷着砸得稀烂。他还被一些人诬为“学术骗子”。袁隆平在一天夜里梦到了“苏格拉底”，他想到，应该像自己一直崇拜的这位偶像那样，在不被人理解时一定要坚持下去，厄运过去便是曙光。

    为了加快杂交稻的研究速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袁隆平和他的助手像候鸟一样南北辗转，春夏在长沙，秋至南宁，冬到海南，既为了尽早找到合适的雄性不育株，也为使水稻在同一年里多长几代，以加速试验进程。自1964年首次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后，袁隆平整整花了6年时间，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育种实验，却始终没能培育出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不育系。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野败”的发现。1970年，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在海南找到一株天然的雄性败育野生稻。后来，袁隆平为它取名“野败”。他们将野败的不育基因导入栽培稻，其后代雄性不育特征100%遗传。这意味着“三系”杂交水稻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培育不育系终获成功。袁隆平高兴得晚上睡不着觉。不久后，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成立杂交稻研究协作组，袁隆平调到那里工作。国家科委将杂交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织全国十余个省市的30多个科研单位协作攻关，用了上千个品种与“野败”的后代进行了上万次杂交试验。1974年，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宣告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