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重器”：穿越时空的文明证物——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精选（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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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重器”：穿越时空的文明证物——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精选（组图）

2012-08-07 10:08:16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作者：《人民画报》梁夙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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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瓷之王——青瓷莲花尊
　　　
    青瓷莲花尊高59.5厘米，长颈直口。整个器物都以莲瓣的造型设计烧制，将刻画、浮雕、堆塑、模印、粘贴等多种装饰技法施于一体，纹饰繁缛，釉色莹润。
　　　
    青瓷莲花尊正是中国北朝时期北方青瓷的代表作品，大约烧制于公元4世纪到6世纪。俯视它，会看到向外伸展的层层莲瓣，宛如一朵正在盛开的莲花。
　　　
    莲花尊除了是佛教文化孕育出的产物外，它的用途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迄今为止发现的莲花尊大多是处于墓葬之中，所以专家认定，它们是带有宗教意义的随葬品。莲花尊在北朝时期非常流行。许多达官贵人死后，在墓葬中都会放置一个莲花尊，以此来超度墓葬主人的灵魂，使他避免死后受到轮回之苦。
　　　
    这件青瓷莲花尊出土于河北景县的封氏墓群。无论是在釉色和造型上，它都体现出了青瓷莲花尊独有的艺术魅力，是北朝青瓷中集大成的杰作，堪称“青瓷之王”。
　　　
    青铜奇葩——错金银云纹铜犀尊
　　　
    尊的造型有很多种，但以犀牛为造型的非常罕见。错金银云纹铜犀尊是一件西汉时期的酒器，其长58.1厘米，高34.1厘米，重13.5公斤。犀牛的背部有一个形似马鞍、可以启闭的活盖，犀牛的腹部是空的，可以存酒，在犀牛嘴的一侧有流，可以往外倒酒。
　　　
    铜犀尊通体布满错金银云纹，断断续续的金银丝就像犀牛身上的毛，装饰效果十分明显，给铜犀尊增添了一份华丽的美感。错金银工艺到春秋中晚期逐渐兴盛起来，主要包括镶嵌和涂画两种装饰手法。这一工艺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由于铜犀尊的造型十分形象逼真，专家推断，造器者一定见过犀牛。目前犀牛仅生存于南亚及非洲。但在古代，犀牛曾大量生存于我国境内。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就曾出土了犀牛的骨骼。据甲骨文记载，商王武丁狩猎，一次就猎获犀牛71头。
　　　
    犀牛因为皮质坚韧，多被用于制作盔甲。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制成的犀甲是各国武士所渴望的装备。但由于人口的增长，大量的野生动物被捕杀，犀牛的数量迅速减少。到了西汉后期，犀牛在中国已经十分罕见。但是，当时南粤以及西域等地进贡的犀牛在皇家御兽苑中，与狮、象等动物一起被圈养。铜犀尊的制造者一定是按照真正的犀牛形象来做器的。
　　　
    在古代，人们除了把犀牛当作镇水灵兽和古老图腾以外，还视其为避邪祥物。西汉的宫廷贵族制作了很多狮、象、犀牛青铜酒器，以求驱邪避灾，迎福纳祥。所以，也就有了铜犀尊这样的青铜国宝流传后世。
　　　
    克商之证——利簋
　　　
    利簋是中国禁止出国展出的64件珍贵文物之一。
　　　
    簋，流行于中国商至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盛装食物的器皿。在商周时期，簋也是重要的礼器。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采用上圆下方的形制，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同时也是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这种古老观念的体现。
　　　
    利簋的造型与商周时期其他的铜簋并无显著区别，然而它却有着其他铜簋无法比拟的价值。两千多年来，中外学者对武王克商的年代形成了40余种结论。正是利簋为后人给出了定论。
　　　
    利簋方座内底部有四行共计32字铭文：“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右吏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商军溃败之后，身为有司的利得到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并铸造了一件铜簋，作为永世的纪念。甲子日，正是牧野之战的时间，专家通过对天文的推算，把武王克商的年代确定在公元前1046年。
　　　
    利簋也被称作“武王征商簋”，是牧野之战的唯一见证。它不仅是目前所发现的一件西周最早的青铜器，而且是迄今发现有确切年代记载的最早一件珍贵文物。
　　　
    宁静致远——木雕观音
　　　
    木雕观音坐像高两米，保存完整，是国内博物馆收藏的体量最大的宋代木雕，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同时也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其造像突出了女性特征，充分体现出中国佛造像的含蓄之美。尽管年代久远，但其衣纹处彩绘仍依稀可见。驻足凝视这尊文静而典雅的观音像，给人一种明净圣洁的审美享受。
　　　
    在印度佛教中，观音菩萨本是男相。观音形象传入中国的起始阶段时也是男相。女相观音造像的出现大约始于南北朝时期，盛行于唐代以后。到了宋代，人们对观音菩萨的崇拜已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理想中的观音菩萨就变成了救难送子、造福众生、仁慈可亲的母亲、女性形象。这尊宋代的木雕观音，就延续了女相观音的特点。
　　　
    这尊木雕观音像于20世纪辗转流失到美国，后被著名收藏家、美籍华人陈哲敬购得。2003年，木雕观音和其他一组流失海外的佛造像在北京饭店集体亮相，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2005年，国家文物局终于将这件木雕观音收购回国，也填补了国内尚无宋代木雕佛像精品藏品的空白。
　　　
    西周重器——大盂鼎
　　　
    西周时期的毛公鼎、大盂鼎和大克鼎都出土于晚清时期，被并称为晚清“海内三宝”。其中的大盂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大盂鼎高102厘米、重153.5公斤，铸造于周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1003年），是迄今所见西周最大的青铜器。
　　　
    大盂鼎腹内侧铸有19行铭文，共291个字，铭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的史实。主要内容是：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认为文王、武王能以卓越的业绩立国，主要是由于其臣属从不酗酒，每逢祭祀，认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国教训就在于沉迷于酒。由此告诫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赐盂命服、车马、酒与邦司、人鬲等。
　　　
    大盂鼎自出土之日起，就一直风波不断。清朝同治七年（1867年），著名金石收藏家潘祖荫从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手中得到了大盂鼎。另一件青铜重器大克鼎也是潘祖荫的珍藏。潘祖荫病故后，其弟潘祖年将二鼎运回故乡苏州，作为传家之宝，谨守护持，绝不示人。
　　　
    1951年，大盂鼎的第八位主人、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已年过半百，她深知单凭她一家，实在无力保护这只无价的宝鼎，遂向华东文化部写信表达了捐鼎的决心。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大盂鼎与大克鼎便陈列在馆内。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大盂鼎从上海来到北京。
　　　
    鸿盘史诗——虢季子白盘
　　　
    铜盘是商代至战国时期流行的一种水器。有着近三千年历史的虢季子白盘是迄今发现的西周时期形制最大的铜盘，其呈长方形，四角为圆弧状，重215.3公斤，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铜盘两侧，还各有两个向外突出的兽首衔环，环上的花纹呈绳索状。专家推测，当年要挪动这个铜盘，必须要套上绳索，由七八个壮汉一起用力才行。
　　　
    虢季子白盘之所以珍贵，不仅在于它的形制，盘内底部正中铸刻的111字铭文更让人称奇。这些铭文被后人赞为青铜器上的“史诗”，在文学艺术方面具有十分独特的鉴赏价值。
　　　
    铭文的第一句写道：“隹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宝盘”。这句明确指出，铜盘是在周宣王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816年由虢季子白铸造的。虢季子白是西周一位赫赫有名的贵族，他曾多次带兵出征，以骁勇善战著称。通篇诵读虢季子白盘的铭文，一场2800多年前的战争历历在目。
　　　
    铭文的写作手法与《诗经》极为相似，通篇用韵，是一篇简洁优美、富有韵律和节奏感的散文诗，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这篇铭文的写作时间比《诗经》还早了大约两三百年的时间。并且铭文的书法亦堪称先秦书法之典范，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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