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格妮丝•史沫特莱(1890-1950年)
美国人,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1935年,鲁迅在给郑振铎的一封信里写到这样一句话:"S君是明白的,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中国自己的同胞,这真叫人足以伤心｡" 正在上海的史沫特莱正是这"几个外国人"之一｡

    由于在西安事变中用英语广播向世界报道事变真相,史沫特莱被国际舆论贴上"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的标签｡史沫特莱是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写出了大量的报道｡她这样表达对八路军的感情"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去死｡"当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却被建议应该留在党外以便开展工作时,史沫特莱放声大哭｡

    她奔走呼号,为中国士兵在外国募捐,并促成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在史沫特莱的带动下,很多不同身份､不同政见的外国人积极为中国出资出力｡

    1940年返回美国后,史沫特莱继续为中国写作､演讲､募捐｡在艰苦的生活条件和残酷的政治迫害下,她费时数载,创作出《伟大的道路》一书｡这是她为朱德写的传记,也记录了中国革命走过的道路｡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我的心灵在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在伦敦病逝｡次年5月6日,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烈士陵园｡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2005年)
生于波兰,犹太裔中国人,记者､作家,中共党员

    爱泼斯坦说:"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是比我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

    1937年7月,天津失守｡在天津居住了18年的爱泼斯坦一家决定移居美国,但爱泼斯坦留下来了｡虽然作为一名没有国籍的犹太记者,他将随时面临失去生命的危险｡

    1944年的延安之行让他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当时我就坚信,新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产生｡"两年后,爱泼斯坦在美国完成了影响深远的著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晚年的爱泼斯坦几乎走遍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他孜孜不倦､笔根不辍,先后写出了二十万字的著作《西藏的变迁》,又用十年时间撰写了宋庆龄的传记｡

    2005年5月26日,爱泼斯坦在北京逝世｡在他90年人生中有82年在中国度过｡

路易•艾黎 (1897-1987年)
新西兰人,作家,社会活动家

    1929年夏天,路易•艾黎目睹了中国绥远一带的大饥荒｡后来,他在自传中这样写到:"尽管饥荒的惨状让我一生难忘,但我也开始意识到中国的农民一旦围绕他们向往的任务,他们所散发出来的力量极具震撼力"｡
路易•艾黎发起组织的工业合作社运动计划由此而生｡在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里,工合运动发展成为中国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为供应战时军需民用､特别是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游击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工合运动,路易•艾黎承受了各种误解和政治压力,忍受了战乱中四处奔走的艰辛带来的病痛,几次大难不死,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20世纪40年代,路易•艾黎在甘肃创办培黎学校,吸收劳动人民子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实干的技术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路易•艾黎为发展中国人民同新西兰及各国人民间的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7年12月27日,路易•艾黎在北京病逝｡他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奋斗了整整60年｡邓小平为他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沙博理(1915年-)
生于美国,中国籍犹太人,作家､翻译家

    1947年,沙博理来到了中国上海｡在这里,他与中国女孩凤子结缘,也和中国结下不解情缘,直至今日｡

    从1952年起,沙博理先后在英文版《中国文学》､外文出版社图书部和英文版《人民画报》从事翻译工作｡其所翻译《新儿女英雄传》､《家》､《春蚕》等作品都为外国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文革"期间,他更是耗费巨大的精力完成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的翻译｡1979年,其自传《一个美国人在中国》出版,他在书中向国际人士介绍了一个他眼中崭新而真实的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国际反响｡
20年后,年过八旬的他又完成了《我的中国》一书｡笔耕不辍的他还接受邓蓉委托翻译了《我的父亲邓小平》｡

    "各个国家的人都在问我关于中国的各种问题,无论是内政外交,还是日常生活",很多人都问过他同一个问题:是什么促使他留在中国半个多世纪?世纪老人沙博理这样回答:"在和她一同经历革命､战斗､苦痛等等之后,我看到了社会的变化,人民气质的变化,这一切都令我感到振奋和激动,让我着迷｡"

梁夙芳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