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笔者到过南梁，在那陕甘边境的群山之中，在花池、环县一带的悬崖峭壁之上，不知为什么，也生长着许多四季常青的柏树。这种寿命长而木质坚硬的奇树，它们专拣常人难以涉足的地方生长，再干旱再寒冷都不惧怕。我常常面对那黄土高崖上碧绿茂密的柏树，就想起当年闹红中的前辈和先烈。他们在白色恐怖的枪林刀丛中冲出来倒下去。如果在他们倒下的地方，能长出一棵柏树的话，那也会像这桥山一样，成为一望无际的柏树的青山，千年万年都是绿染大地，令人面对他们，总要肃穆起敬……

    “在我看来，刘志丹、谢子长和千千万万西北革命中倒下的烈士，就是黄土高崖上四季常青的柏树。应该让我们的子孙万代像记住轩辕黄帝一样记住他们，因为他们都是黄帝的优秀子孙，是推动我们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英烈人杰……”

    说到这里，老人兴奋的声音有点颤抖。谒陵者照例得绕陵一周，然后上香叩拜。从黄帝陵到黄帝庙，齐老仍然坚持步行。一路之上，年轻热情的讲解员搀扶着老人家，娓娓动听地讲述着有关黄陵的美妙民间传说。黄帝手植柏、黄帝挂甲柏、黄帝大脚印、黄帝浮雕像，每一个景观，都有一段美妙的传说。老人家兴致勃勃，听得认真，还不时提问，发出天真的笑声。走出黄帝庙门，天空突然晴朗。只见整修一新的庙前景区，广场雄浑博大，巍然壮观。两侧引沮水入池的人工湖碧波涟涟，云影绰绰。这一切，都衬托在高高的被柏树覆盖的桥山之下，山光水色，蓝天白云，令人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古老与尊严，兴旺与发达……

    “大伙照张相吧。”齐心老人站在庙前台阶上亲切地招呼大家。等到乘车将行，她还恋恋不舍，回首望着桥山沮水，犹存无限感慨。

    炼油厂想起赵占奎

    当日。12时30分，齐老一行离开黄陵，继续北上，途经延安炼油厂，按照当地安排，在厂招待所午餐休息。

    炼油厂所在的交口河——洛河与葫芦河交汇后，转了一个90度的大弯，于是便在三山之间淤积出一片平坦的土地。20世纪80年代中期，延安地区在这里建设了一座炼油厂。笔者有幸参与了这个项目的论证和决策。当初的设计能力仅有年炼油能力75万吨。如今厂子已经发展成为年加工300万吨原油的国有大型企业。原先进口加拿大的那套旧设备已经换成了国产新设备。这是延安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每年向地方和中央财政提供将近10亿元财力。近期由于体制变化和石油价格问题，遇到了一些困难。

    在延炼招待所，齐老吃到了陕北农家茶饭。这是进入陕北的第一餐饭，有油馍还有油糕，特别是喝到了香甜的米酒，一下引发了老人家许多的回忆。

    “这些在当年，都是我们和老乡们过年才能吃到的饭食。”老人家很兴奋，吃饭中不时诉说着往事，流露出对逝去岁月的无限深情。“记得在绥德郝家桥蹲点，过年是在房东刘玉厚家里，那年开展大生产运动，粮食大丰收，窑里的糜谷是大洞子圪堆小洞子流。老刘后来成了边区劳动模范，受到了毛主席题词表彰。老刘的婆姨真能干，从前过年只泡二升米的糕，那年一下泡了二斗半米，天天支油锅，顿顿吃炸糕，直到二月里才吃停当。正月十五那天，刘玉厚还特意进城把习书记请来吃了一顿年茶饭，你爸最爱吃的，就是陕北的小麻油炸糕……”齐心低声细语地说着，不知不觉就成了陕北调，而且夹杂不少方言土语，声音里充满感情。

    听她诉说往事，你感到格外亲切。于平淡无奇之中，令人逐渐体味到一种正直、坚定、真诚而纯洁的人格魅力。这是许多经历过革命斗争锻炼的共产党人特有的品格。笔者曾经有幸接触过许多这样的老同志，他们出生于大都市，并非生计所迫，而是接受了进步思想，于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毅然参加了革命，经历了革命战争的磨练和考验。他们在革命队伍中锻炼成长起来，在抗日战争的炮火硝烟中度过青春岁月，有的还进“红大”、“抗大”学习，经历了著名的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有了这样的一些经历，于是以后无论做什么工作、道路多么坎坷，那一份正直、坚定、真诚与纯洁却是一丝不变地保持了下来。这是整整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是在延安这座熔炉之中炼铸而就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褪色。对于我辈后生，有幸感受这一份正直、坚定和真诚、纯洁的本色，就像有机会领略海的博大与山的雄伟，那是令人灵魂净化、境界升华的一种难得的机遇和体验。我喜欢同这样的老人交谈，觉得同他们沟通，其实就是在读一部内容丰富深刻的书，也像是在对照一面镜子，可以得到许多不曾有的东西，也能看出自己的哪怕只是一丝的丑陋与苍白。我常常听着他们谈话而陷入沉思。想起许多平素不可能想到的问题，常常会感到不安、惭愧，从而焕发起奋发向上的勇气。

    看到延安地区也有了如此现代化的工业项目，齐老高兴得合不拢嘴，坚持要到生产厂区看看工人们的劳动操作场面。她一路上兴致勃勃地寻问着炼油工业的生产流程和工艺原理，了解着石油在陕甘宁三省地下的分布情况。陪同的厂长仔细地回答着她老人家感兴趣的每一个问题。当听说目前仅石油工业每年就要给地方财政提供90%以上的财力时，老人家兴奋地说：“唉呀，看来可真是无工不富。当年在陕甘宁边区搞大生产运动，要是有这么个炼油厂，那可解决大问题了。当时的延长油厂每年原油产量也就是几万吨，而你们的炼油能力都超过了千万吨。记得当时有个石油工人劳模叫赵占魁，他也像以后大庆的王铁人一样埋头苦干，也是常年累月戴着一顶工人帽，一年四季满身是油，毛主席亲自书写奖状表彰过，是当时工业战线唯一的劳动模范。我们的事业，就是靠赵占奎、王铁人，还有刘玉厚这些千千万万工人农民推动着，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到任何时候都不过时，历史会永远记得他们的名字。”

    听齐老这么讲着，我的心中十分感动，心想他们这一代人，可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英。奋不顾身地从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吃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却从不喊冤叫屈。是真正把一切都奉献给了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

    洛川苹果成了大气候
 
    午餐后稍事休息，齐老一行驱车继续北上。道路宽阔平坦，一座新建的大桥雄伟壮观。车过洛川原，路旁果园连片，树上果实累累，一派丰收在望的田园美景。“洛川苹果”在全国久负盛名。今日来到果乡，才真正体会到了黄土高原的慷慨富饶。齐心老人知道，这里是陕甘红军将领王世泰的故乡，王世泰也是习仲勋同志的亲密战友，当年他们共同在陕甘一带战斗，同刘志丹、谢子长一道创建过红军和南梁山区革命根据地。“听习老讲，革命的初期，为了蒙蔽敌人，红军部队的番号很有意思，以陕甘红军来讲，开始番号是红26军，其实只有一个团的兵力，称为红三团，刘志丹是军长，王世泰是团长。可见王老当时在部队中，是很有地位的人物。他有一本回忆录叫《我的红军生涯》，写得很生动，读了令人感动。”

    “洛川全县15万农民，30多万亩苹果，每个家庭都有一个10亩左右的果园子，人均2亩，年收入都在七八万元以上，家家户户都盖上了新房，像城里人一样买回了全套的家用电器和高档沙发、家具……”当地的同志如数家珍，向老人家介绍着果乡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听到这里，她情不自禁地说：“习老要能来看看，他一定会十分高兴。人民群众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这是他们当年革命的理想，是我们几代人为之奋斗的目标。”

    当地同志说：“欢迎习老回来看看。每当八九月间苹果熟了的时候，国道两旁就成了各种苹果的展销长廊。你坐在汽车上，徐徐前行，就如同在观赏那几十种优质品种的苹果，红、黄、金、绿，琳琅满目。习老看了一定高兴。”

    齐老点头同意。满车的人听了，都很感动，都盼望着那些西北人民所敬仰的，亲手开垦了这片土地的老革命们，都能早日回来，亲眼看一看这丰硕的果实，看一看老区人民的富裕生活，看一看改革开放20年来，陕北地区在各位老延安的关怀支持下，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变化。

    当地同志还介绍了果园发展过程中的艰难曲折历史。洛川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有人从河南引进了果苗，但一直没有能成气候，只是农户在院落地畔零星种植。谁也舍不得，其实也不允许在好地上栽植，好地里统统种着麦子。开始大面积种植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当时的延安地委书记叫迪靠山，这个人是搞农业出身，很有眼力，也有气魄。他第一个强调要在好地上大面积种植苹果，这连当时的县委书记都不能接受。两个人还发生了争执。当然还是谁官大听谁的。事实证明，迪靠山是正确的。大面积的果园，形成了延安经济的一大支柱产业，不光是洛川县，还有富县、黄陵、甘泉和宝塔区等县区都大面积种植，形成了不起的大气候。这是延安农业发展历史上的一场革命，是曾经用小米土豆养育了革命的黄土地，又一次向全国人民奉献出的宝贵的全营养品。延安苹果作为和谐发展的结晶，眼下已经占领了国内外市场，成为黄土地上农民致富源流不断的绿色银行和摇钱树。齐老听了高兴地说：“看来任何事情，认准了就要坚持。同样的一片土地，昨日前辈闹革命，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甚至流血牺牲，就是因为坚持到底了，最终取得了胜利。后人发展经济，种植苹果，同样克服了种种困难，结果也因为坚持到底了，就有了大收获。”

    大家听得，都点头称是。我就想，齐老不愧是搞调查研究的行家里手。她老人家从历史与全局的高度，概括了洛川苹果发展的历史，令人耳目一新。

    义子沟非去不可
 
    一路花絮多多，眼前奇迹、美景不断。到了距离延安不足50公里的甘泉县境内，已是下午四点多钟。夕阳照耀之下，雄浑的群山更加辉煌迷人。但气温开始下降，齐老略感不适，开始有些气喘。大家都很紧张。齐老见状，故意显出无事，提出关于“甘泉”的话题，转移大家的视线。

    甘泉有美水，更有美丽的传说。据说，县城对面山中有一股清泉长流不断，男人饮之则健身强体，女人沐浴则养身如玉。隋炀帝知道后赐名美水，且命令当地每日送水，并选女奉献入宫。甘泉从此名声大振，美水也成为隋唐年间特供长安宫廷的专用饮品。甘泉县更是因此得名。至今仍有美水矿泉水厂、美水酒厂，生产隋唐玉液和隋唐宴宾酒。另有甘泉豆腐干，亦藉水而走红。各种包装、各种口味约数十种，品质超群、驰名全国。齐心老人听到这些情况介绍，自然精神再度为之一振。虽说前一天在西安受了风寒，不停地咳嗽，但情绪依然昂奋。

    原先安排要去甘泉县下寺湾义子沟，拜访习仲勋同志当年担任陕甘边苏维埃主席时一道工作生活过的父老乡亲和老窑洞。可眼看天色已晚，那里距离甘泉县城还有40多公里，并且正在修路，是不是取消这个安排？我小声征求桥桥的意见。她也考虑到经过大半天的长途颠簸，年轻人都感到了劳累，要我出面建议齐老不要去那里了，直达延安休息。齐心老人听后急了，还是执意要去，老人家很严肃地说：“下寺湾义子沟，一定要去看看。这个地方习老经常念叨，我也是向往已久。1935年9月，毛主席党中央到来前夕，仲勋同志率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机关就驻在那里，他当时是苏维埃主席，年仅22岁。”

    眼看齐老态度坚决，大家还是同意了老人家的意见。于是，汽车离开宽阔的210国道，朝西转向一条勉强能够会车的县乡公路。正在拓宽的路面，堆满了铺路的石子和白灰，坑坑洼洼，十分难行。好在阵雨过后，夕阳迎面，天际晚霞正艳，齐老和大家的心情为之一振。话题至此又转到了对习老革命生涯的追述。
 
    难忘“两当兵变”
 
    其实，习仲勋开始担任陕甘边苏维埃主席时年仅21岁，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娃娃主席”。早在1930年春天，中共陕西省委派习仲勋到长武县杨虎城部的警备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从事兵运工作。这时正是白色恐怖严重之时，许多人害怕了，脱离了革命。习仲勋却在此时，开始了他在陕甘边地区艰苦而漫长的革命斗争生涯。当时，年仅17岁而且刚刚被保释出狱不久的习仲勋，在家乡隐蔽一段时间后，适逢党组织急需开展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武力对付反革命的武力，他即被派往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展兵运。可见，习仲勋同许多老革命一样，他虽然不是军人出身，也没有上过军事学校，但他们一走上革命道路不久，就投入了军事工作。他们往往熟悉军队，特别是很善于做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这种长期军地交织的经历，使得他们成为了党内的通才。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搞军事还是领导地方工作，他们都是行家里手。

    “当时搞兵运，可是把头提在手里呀！”齐心凝视着天际如血的晚霞说：“我曾听习老回忆说：‘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决心，是不能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的，因为我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以共产党嫌疑被捕过的人，这样的人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事，对敌人说来是多么危险，多么引人注目。一经查获，就是处死，我之所以能在这时去敌军搞革命活动，主要原因是我在出狱之后一年多的农村生活，使我亲身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以及旧社会极端黑暗的情况，激发了我的革命勇气，不管多么艰苦，就是下决心要革命。’可见，他从一开始就有出生入死的准备，就是一个清醒的革命者。”

    我听得很受感动。意识到，当齐老说出以上的话，并不觉得习老是自己的丈夫，而是完全把他作为一个自己敬仰的老革命看待的，是作为党的骄傲和荣耀……

    “不管多么艰苦，就是下决心要革命！”这就是少年习仲勋当初的钢铁誓言，朴素而又坚定。17岁的少年，英雄孤胆，冒死深入敌营。这次兵运活动，可谓是旗开得胜。习仲勋同其他同志经过艰苦努力，发动了规模和声势仅次于清涧、谓华起义的“两当兵变”。两当是甘肃东部紧靠陕西宝鸡一个边远小县。县城处在秦岭峡谷之中，唯一的一条公路穿城而过，是扼守陕甘和四川的咽喉要冲。警备骑兵第三旅是杨虎城收编的杂牌部队，三团二营营长王德修曾是共青团员，与习仲勋是同学好友。习仲勋利用这层关系进入该营后，立即和共产党员李秉荣、李特生三个人成立了党小组，并确立了“在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促进士兵革命化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团结士兵，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提出了反对打骂士兵，改善士兵生活，按时发饷、发鞋袜的要求，进而还秘密提出“反对军阀战争、拥护红军”的革命口号，成立了“红军之友”社，在此基础上秘密发展党员30多名，从营到连、排、班都秘密建立了党的支部，并成立了营党委，习仲勋担任营委书记。通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该营已完全被我地下党控制。1931年秋、冬，中共陕西省委相继派焦维炽、李杰夫到两当巡视工作，力主该营举行兵变。营党委认真研究，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决定伺机而动。第二年春天，习仲勋组织召开营党委扩大会议，客观分析形势，决定举行兵变，同时讨论了具体的行动事宜。4月2日，习仲勋、吕剑人、李特生、许天洁等利用部队换防之机，率领全营200多人在甘肃两当宣布起义。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五支队”，第一次打出了红旗，公开了党的组织，习仲勋担任队委书记。随后，部队离开两当向北进发，沿途进行了五六次战斗，行军千余里。正当部队准备向刘志丹率领的部队靠拢、在攻打永寿县城时，不料与当地大土匪王结子遭遇。经过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加之没有群众掩护而失败。
 
    跟上老刘继续走
 
    “‘两当兵变虽然失败了，但无论如何，它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但鼓舞了革命者的士气，而且更重要的是极大地震慑了国民党反动派。同时，这种深入虎穴开展秘密工作，坚决走武装斗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为我们党开展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培养锻炼了干部。’这是刘志丹事后对习仲勋讲的令他终生难忘的一段话，当时对他鼓舞很大。”

    齐老深情地说。这些观点，其实也是习仲勋自己后来对于这次兵运工作实践的认识和总结。革命在弱小时期，就是这样的艰难。虽然是道路泥泞、步履蹒跚，但总是在开拓中艰难前行，失败对于年轻的革命者打击是巨大的。那种黑暗中四顾无援，惊险未定、前途未卜的孤独与痛苦是我们今天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和体验的。

    今天回过头再看，西北地区的两当兵变同渭华起义、清涧暴动一样，是一次党领导的具有重要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武装暴动，在西北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起义震惊了陕甘国民党当局，迫使他们调兵遣将，围追堵截。起义部队随即转战陕甘地区，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减轻了其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压力，有力地策应了陕北特委与刘志丹、赵伯平、马明芳、马文瑞等开辟陕北苏区的斗争，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同时在陇南山区和陕西西府高原播下了红色的火种，为陇南乃至甘肃地下党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兵变失败后，机智勇敢的习仲勋只身来到照金地区，见到了刘志丹。好几天没吃饱饭的习仲勋握住刘志丹的手，只叫了一声老刘，就再也说不出话了。心中千言万语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刘志丹早就听说了习仲勋的情况，一直没有机会相见，眼下瞅着这个英俊少年满脸是汗地站在自己面前委屈难受的样子，顿时喜从中来，忙说：

    “失败算不了啥，要说失败，我比你失败得还多。我搞兵运，大大小小，失败了七十来次。我这是屡败屡战，失败乃成功之母，有了母亲，还能怕没有儿子？”

    刘志丹风趣的话语，一下子把愁眉不展的青年习仲勋逗乐了。老刘当下招呼仲勋吃了饭，然后又同住一窑，两人彻夜长谈，开始了他们亲密无间的革命战友的密切合作。

    就这样，经过数年艰苦卓绝的斗争，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成立，习仲勋被任命为军委书记，同刘志丹一道开始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以后又共同创建了南梁根据地，习仲勋担任苏维埃主席，刘志丹担任军委主席。从照金到南梁，这一时期无疑是习仲勋革命生涯中最艰苦、最重要也是最难忘的。青年习仲勋在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中，在激烈的战斗和白色恐怖下，反复经受着锻炼和考验。如果说，他在家乡学校接受进步思想，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组织开展进步学生运动，还仅仅是一个勇敢而不无鲁莽的立志献身报国的热血青年，是一块成色不错的生铁，那么，这一时期的习仲勋，经过千锤百炼，成为了一块打不烂拉不断的特殊的合金钢——西北革命的中坚、栋梁。这一时期，他在人们心目中，是成熟精干的革命者，更是地方政权建设的领导人。他积极热情，沉稳老练，有空就到群众中去，很能同老百姓打成一片。“在人民群众中最安全”，当时形成的这一感受，成为他恪守一生的信条。也是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战胜困难、走出困境的秘密武器。善于联系群众，很会做群众工作，这也是刘志丹最看重青年习仲勋的原因。在刘志丹看来，军事工作是鱼，地方政权建设是水。鱼是一会儿也不能离开水的。因此，他器重习仲勋，大小事情都同他商量，对习仲勋工作的支持也是周全到位。在南梁的时候，一天早晨，志丹作为军委主席正在操练部队，见习仲勋路过，他就立即把队伍集合起来，请习主席讲话。目的在于提高他在军队中的威信。习仲勋讲的很精彩得体，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在刘志丹的全力支持下，习仲勋工作热情很高，创新意识很强，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令，甚至还发行了边区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使得南梁苏区搞得轰轰烈烈，成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和以后陕甘宁边区的核心和雏形。
 
    丰碑依旧在民心
 
    眼下，齐心老人坚持要去的甘泉县下寺湾义子沟，就是当年陕甘边苏区迎接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前的苏维埃政府机关所在地，习仲勋当年住过的窑洞尚在，房东一家人仍然住在其中。

    夕阳的余辉里，汽车一直沿着洛河川向西前行，经过了将近两个小时的颠簸，在夕阳西下的时候，车子终于涉过无桥的河流，停在了义子沟村村口。偏远平静的小山村，突然来了尊贵的稀客，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拥上前来，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知道了，车上下来的这位戴着草帽、衣着朴素的老大姐，就是人们传说中的当年那位“苏维埃习主席”的夫人。她如今是代表习主席回来看望大家来了。欢迎的人群一下子热闹起来。在热情好客的老区人民面前，齐心老人心情万分激动。她和几位白发老太太相互搀扶着步履急切地向习仲勋当年住过的窑洞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