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安抚了民心，发展了生产，保障了就业。

    刘少奇的讲话，使天津市的资本家了解了党的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打消了他们害怕“共产”心理，稳定了人心，减少了阻力，使他们愿意与共产党一道发展生产、共度难关。刘少奇在与工商业者的座谈会上对天津东亚毛纺厂经理宋裴卿说：“你现在只办一个厂子，将来可以办两个、三个……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厂子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一共十六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刘少奇接着说：“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笑眼开的来开会。”[《刘少奇在天津》，第57-58页]刘少奇这种通俗易懂的政策宣传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在场的资本家“吃了定心丸”，一下子与共产党拉近了距离，从对立的“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变成了“朋友关系”，许多资本家感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下定决心“和共产党一起干”，“再不怕共产党了”认为“共产党还是有人情味的”，“既不能不顾工人死活，也不能不给资本家出路。”所以不少人决心“留在大陆办厂，为建设新中国出力”。上海有的资本家把已经抽调到港台与海外的资金又调回来，扩大规模，增加产量，从而为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1949年7月4日的《人民日报》说：“刘少奇同志在津召集资本家谈话，透彻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发展生产的政策以后，使资本家更明确地认识劳资关系，消除了疑虑，提高了经营情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54页]

    2．恢复了经济，稳定了天津，影响了全国

    刘少奇视察天津后，天津市委经过两次讨论，一致同意刘少奇讲话中的意见，并于1949年6月作出《讨论少奇同志指示的决定》。根据《决定》，天津市委重新部署了工作，改变了过去那种对私营经济的回避态度，采取积极的扶助政策，鼓励发展生产和扩大就业，并在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优惠。据统计，贯彻《天津讲话》后，到6月底，天津市工商企业的开工户数已达到1143户，一些已经停业的企业，又重新开工。外贸经营户数从3月份的83户增加到7月份的340户。主要的生产行业在6、7月以后即恢复到接收前的生产水平。9月，被批准开业的私营工商业户从4月份的293户增加到3800户，有些厂家还准备扩大营业。天津市东亚公司经理宋裴卿就准备增设新厂，他写信向刘少奇谈了他的打算。刘少奇十分支持，复信说：“宋裴卿先生大鉴：接4月30日来函，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刘少奇传》636页]《天津日报》将此信公布后，全市工商界人士欢欣鼓舞。在刘少奇的指导和各级党组织共同努力下，天津市的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以工业、商业迅速复苏为标志，天津的经济建设呈现生机勃勃的景象。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不仅使党在刚刚解放的北方最大工业城市天津稳定了局面，而且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提高了党在各界人民中的威望。天津恢复发展生产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各地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了南方即将解放的各大城市资金外流。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当时深有感慨地说：“刘少奇同志在天津向私人资本家明确地解释了四面八方政策，在解除私人资本家的思想顾虑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邓小平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1954年2月）上，针对高岗对刘少奇天津讲话的攻击，公道地指出：“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1949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05-206页]

    3．启用了民主人士，扩大了统一战线，调动了积极因素。

    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到：“将来我们要建立人民代表会制度，……在这过渡时期里，我想，不妨在华北成立一个经济委员会，下面分几个部门，……产业界人士、工程师和专家都可以参加”。[《刘少奇在天津》55]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党外人士担任了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职务。例如，民族资本家李烛尘（天津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委、轻工业部部长；周叔弢（天津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委、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朱继圣（天津仁立毛呢厂总经理），曾任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委，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市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合作范例，也是刘少奇天津讲话的延伸。

    建国初期，由于革命的胜利，党内一部分人滋长了骄傲情绪和以功臣自居的思想，在对待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存在着一种“左”的关门主义倾向，看不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轻视党外人士，对于安排他们担任人民政府的领导职务不服气，说什么“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对此，刘少奇在1949年10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中共党员大会上强调指出：要不要统一战线，不决定于胜利不胜利，而决定于中国的国情。新中国要巩固，要建设就需要共产党联合农民、联合各民主阶层，联合一切愿意跟我们走的人。随后，刘少奇指示中央统战部于1950年3月召开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纠正“左”倾关门主义思想。1953年7月，在召开第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到会讲话，着重阐述共产党加强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团结合作的重要性。他指示有关部门，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时，应当在政治上妥善安排有影响的党外人士的职位，坚决贯彻共产党同民主党派政治合作原则。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226人代表中，有民主人士558人，占代表总额45、5%。在新产生的国家领导人和国务院各部领导中，党外人士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四、少奇同志“天津讲话”的现实意义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今天重温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革命党过渡到执政党以后，应该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为中心，而不能再停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中，这是被实践检验的真理。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心、关键是发展工业”他在天津的活动，也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刘少奇说，在反帝、反封建任务基本解决后，“目前的主要问题，便是恢复与发展生产。政府的方针，就是在改善与发展生产，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富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历史的经验。

    2．搞经济建设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不能靠行政命令，这与邓小平强调的尊重人才，尊重科学是一致的。刘少奇在讲话中回答外贸、贷款、公司法等等具体问题时，反复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在用人问题上，不搞宗派主义，量才录用。他认为在生产建设中，要用懂经济会管理的专门人才，搞“专家治厂”，而不是考虑出身、成分、党与非党或论资排辈。

    3．正确地认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和作用。现在，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发展模式生机勃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

    4．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不断调整各方面的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发展与变革的非均衡性，兼顾各方面利益的困难性，新生事物的不确定性，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难免失衡，必须通过政策调整和资源配置来协调各种关系，以便在公平与效率的原则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兼顾了“四面八方”关系的均衡，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对于今天实施“五个统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光添彩。

    （作者系刘少奇故里管理局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