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扶植私营企业，引导发展经济。

    刘少奇在天津调研时，特别注重做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思想工作。在刘少奇亲自制定的《天津工作问题》调查提纲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找资本家谈话”。在天津近一个月时间里，刘少奇为团结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民族工商业者，使他们了解党的城市工商业政策，打消疑虑，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思想很明确：要把中国从贫穷落后引向繁荣昌盛，发展工业是迫在眉睫的。但是，发展工业绝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当然也包括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对工商业管理有丰富经验的民族资产阶级，使工商业者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和全国人民一道为祖国的繁荣而努力。

    1949年4月，刘少奇到天津后，他深入到工人、职员、工商业资本家中，分别征询他们的意见，阐述党的方针政策。在天津视察期间，刘少奇发表了大量的讲话，中心点是新政权建立后，工商业者和工人群众必须结成牢固的统一战线，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尽快地恢复国民经济。他告诉工商业者，新中国建立之后，主要的任务就是恢复与发展生产。而恢复与发展生产，除了一部分国家资本外，主要靠私人资本。刘少奇认为，私营企业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他说：“我主张采取这样的方针，就是：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就是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刘少奇在天津》52页]在劳资关系问题上，刘少奇提出，要实行劳资两利，逐步地把民族工商业引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为了能说明问题，解决资本家的顾虑，刘少奇借用了天津市领导在汇报中谈到的“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的说法，用通俗的语言向工商业资本家解释说：“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青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应赶紧努力，不要错过。”[《刘少奇在天津》59页]在天津刚刚解放时，有些工商业者心存疑虑，他们觉得把握不住自己的命运，自己的企业可能经营不下去了，刘少奇的话使资本家心里有了底。同时，对外贸、税收、私人房产、商标等工商业者关心的问题，刘少奇也作了解释。他的讲话，使工商业者茅塞顿开。仁立公司总经理朱继圣说：“听了刘少奇先生的话，资本家不用害怕了。”久大精盐公司总经理李烛尘说：“刘少奇先生这次和工商业各界谈话，对于整个天津工业前途起很大的作用，使大小工业家对于政府政策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今后要和广大工人一道，迅速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刘少奇还根据工人群众反映的一些实际问题，如就业问题、工资问题、福利问题，和资本家商量解决。他要求资本家认真执行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正确对待工人群众。

    3．宣传统战政策，沟通劳资关系。

    解放以后，工人扬眉吐气，成为国家的主人，但有些地区的工人对资本家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要求，如过多地增加工资，变临时工为正式工等。还有的工人把资本家看作是敌人，要打垮他们。在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和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上，刘少奇针对这种情况，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循循善诱地对职工群众说，中国工人阶级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组织起有战斗力的队伍，就要找朋友，找同盟军。工人阶级的朋友是哪些人呢？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到我们朋友中间来呢？因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也压迫民族资产阶级，所以他们也要反对。那么，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他们可做我们的朋友，不要把他们看做敌人。如果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一致打倒了一切反动势力，他们也可以发展了，也可以帮助建设新中国，他们可以开工厂，开矿山，制造出日用品，对于工人阶级是有利的，同时他们自己也赚钱了。这件事好不好呢？这是好的。如果不懂这个，有“先打倒他们再说”的思想，这就是不懂政治，要犯大错误的。如果打垮资本家，工厂减少，生产降低，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如果提出过高的要求，使资本家负担不起，或者暂时能负担而不能持久，或者能够负担却影响生产，同样不利于国家和人民，当然也不利于工人。

    刘少奇还指出，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有斗争的，但也有联合的一面。当前，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在经济上联合他们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在经营范围、税收政策、对外贸易上限制他们，引导他们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发展。有限制，就有斗争，这种斗争，以不破坏联合为准则。但今天来讲，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

    刘少奇针对工人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讲了如何正确看待资本主义剥削的问题。刘少奇认为，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允许“剥削”存在，但不是发展资本主义。刘少奇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时，对生产力发展的进步作用，论述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性。他说：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还有一定的进步性。即是他比小农经济、小手工业经济都进步”。“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刘少奇在天津》45页]刘少奇认为，资本主义剥削在今天还不能废除，私营企业的存在可以帮助政府解决就业问题，也可以发展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剥削不但没罪，而且有功。他说，剥削行为不是由资本家负责的，不是由人的意识决定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个社会制度问题。他认为今天资本家的剥削是利润分配问题，国家通过税收，使资本家的一部分利润变为国家财产，这是好事。“有人说：‘有人来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来剥削，我们就失业了，失业还不如有业’。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才受痛苦，而是资本主义不发展才受痛苦。”[《刘少奇在天津》25页]刘少奇劝慰工人，为了长远利益忍受一下被剥削的痛苦。他在肯定资本主义进步作用时，指出：发展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决不是发展资本主义。他说：“采取限制政策，就是为了避免旧资本主义的前途。”[《刘少奇在天津》45页]刘少奇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发展是进步的，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刘少奇在天津》25页]

    4．纠正 “左”倾思想，团结管理阶层。

    要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不仅要把产业工人、外围工人组织到工会中来，而且要把旧职员、知识分子也组织到工会中来。这是刘少奇在建国前后期间的一个重要思想。他主张职员与工人团结起来。

    中共接管天津后，在国营企业中，普遍存在工人把职员当作斗争对象的现象，造成职员与工人对立。职员不敢管理生产，工人不听职员指挥，严重影响了生产。刘少奇到天津后，立即予以纠正，严厉指出这是“左”的情绪。

    刘少奇从分析职员的阶级属性入手，说明职员不是斗争对象。他说：“职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是无产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是整个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刘少奇在天津》30页]“职员和工人统统是工薪劳动者，雇佣劳动者，虽然一个是脑力劳动，一个是体力劳动，但基本上都是劳动者。”[《刘少奇在天津》33页]刘少奇认为，职员、工人都是工人阶级，必须搞好团结。他批评工人反对职员、清算职员是“左”倾过激行为，应该立即纠正，否则就乱了自己的阵线。

    刘少奇在工人、职员中做了大量说服教育工作。他对工人说：过去工人、职员之间不团结，是官僚资产阶级造成的，要由他们负责。刘少奇说：“工人阶级是要做大事的，胸怀要大。”为了发展生产要团结职员，工人应该采取“既往不咎，以观后效”的态度原谅他们过去的错误。刘少奇教育职员要改正错误。他对职员讲与工人搞好团结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改正过去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要正确对待工人，就能改善关系。二是自我批评，就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刘少奇说：“国家依靠工人，同时也依靠职员，特别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现在国家需要发展工业，交给我们生产任务，这是光荣的”。[《刘少奇在天津》48页]发展生产是工人和职员的共同目的，为着这个目的，大家要搞好团结。

    刘少奇在当时能够精辟地阐述职员和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说明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提出了解决职员和工人矛盾的具体办法，充分体现了他的哲学素养和马列水平。

    5．贯彻“四面八方”政策，实现发展生产目标，。

    刘少奇指出，为了达到发展生产的目标，必须“从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都照顾到”。“什么是照顾四面八方呢？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刘少奇在天津，17页]

    刘少奇“天津讲话”全面阐释了“四面八方”政策。刘少奇指出，公私兼顾，就是在生产上公营、私营都照顾。从原料供给到成品推销都必须公私兼顾。他针对天津在恢复生产中，只顾公营不顾私营的现象说：“我们党、政府、贸易局、公营工厂，必须主动地联合资本家，主动地同他们合作。”“在原料、市场、价格方面都要跟资本家研究，商量出公私兼顾的方法”。“如果我们不同资本家协商，而互相竞争，结果必定公私都吃亏，都不能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刘少奇在天津》21页]当然，与资本家协商要坚持原则。“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私人利益放在第二位”。[《刘少奇在天津》22页]公私兼顾“应是双方的”。不但国家要照顾私人经济，资本家也要“照顾国家经济”。当然对那些不愿与国家协商的，不顾人民利益只顾自己利益的资本家，我们就要给以适当的打击。

    劳资两利，就是工人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都要考虑。针对解放后天津工人要求长工资、提高待遇，使私营企业负担不起等现象，刘少奇指出，这是只顾劳方不顾资方的错误做法，必须劳资两利，使资本家有利可图，才能恢复生产，生产发展了工人的利润会高起来的。刘少奇反复强调，实行劳资两利的根本是发展生产，让资本家的生产能力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也能适当地提高，而只顾工人利益，使生产不能继续和发展，是对工人根本不利的。如果劳方一利，“资本家不安心，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这是工人的自杀政策”。[《刘少奇在天津》22页]当然，“要实行劳资两利，那就要有斗争，不然资本家就要一利”。[《刘少奇在天津》47页]刘少奇指示天津军管会，制定并宣布劳资关系处理办法。

    城乡互助，就是迅速通畅城乡关系，改变过去城乡隔绝的状态，使工业品下乡农产品入市，沟通城乡贸易，做到物畅其流。刘少奇强调，搞好城乡畅通，对城市、对人民生活、对农村发展副业都有利。他希望城乡干部都好好讨论，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提出了组织交易市场、农民物资交易所和百货商场、推销所等解决城乡产品交流的具体办法。

    内外交流，就是切实组织好对外贸易，并把它与对内贸易密切结合起来。刘少奇指出，“这是至关重要的工作，是人民的最大利益之一。”[《刘少奇在天津》19页]要争取进出口，为了发展生产，必须进口的应尽可能进口，应出口的尽可能出口，不应出口的要限制出口。刘少奇认为，天津是华北的重要出口基地，一定要搞好对外贸易，这不仅关系天津经济，也关系到华北经济。他还要求改善对外贸易的管理、体制、税收、海关等工作。

    刘少奇认为，“四面八方”缺一不可，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贯穿着“四面八方”的各个方面，尤其重要。这些工作做好了，生产就会发展起来。“如果哪一方、哪一面照顾不到，就会犯严重错误，就不能在党的总路线下实现发展生产的目标。”[《刘少奇在天津》18页]刘少奇关于“四面八方”政策的论述，切中要害，为开展党的城市经济工作指明方向。

    三、少奇同志“天津讲话”的深远影响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主要目的是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使刚解放的大城市有一个安定的生产环境，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城乡经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新秩序，支援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