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是党的政治路线重要组成部分。刘少奇指出：“统一战线工作是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斗争中一个方面的必不可少的工作，是总斗争中的一个方面的斗争。”[《刘选》下集119]刘少奇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十分重视党的统战工作，并为之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前夕的“天津讲话”是新中国统战工作的里程碑。

    “天津讲话”是指刘少奇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委派，于1949年4月在天津视察期间，对天津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刘少奇是如何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正确处理劳资关系、鼓励民族资产阶级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呢？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重温天津讲话,答案一目了然.

    一、少奇同志“天津讲话”的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多次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因为我国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又经过长期的战争创伤，经济衰落，生活困难，生产萧条。被推翻的反动政权和帝国主义不甘心他们的失败，随时准备卷土重来，建设国家、保卫国家的重任历史地落在共产党人面前。而我国工人阶级人数不多，共产党员在全国人民中比例很小。坚持统一战线，是我们扩大队伍、积蓄力量的有效途径。

    1949年2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把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作为中心任务来抓。当时的现代工业只占10%，落后的分散的农业和手工业却占90%，而资本主义工业在现代工业中占了40%，这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加上我党缺乏生产发展所必须的资金技术和管理城市、管理企业的经验。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

    同年4、5月，是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关键时期。这时候，北方刚刚解放的城市要迅速落实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决定，发展工农业生产，稳定人民生活，支援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当时城市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干部群众对党的政策认识混乱。

    1．工业生产严重下降，不少工厂关门停产。北方城市许多工厂陷于停工、半停工状况， 1949年初，工业生产比解放前同期下降50%。

    2．工人失业激增，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撷据。由于工厂停产，商店关门，天津市上百万人生活无着落，北京市更为严重。解放的城市中，失业率高达94%。加上千百万农村灾民涌入城市，城市生活雪上加霜。从1947年初至1949年3月，天津市物价上涨了27万倍。

    3．在阶级关系上，由于工商业资本家和工人群众对党的工商业政策认识不足，劳资关系紧张，严重挫伤了占全部工业总产值63.3%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在民族资产阶级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顾虑重重，无心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些私营工业，是当时社会的经济支柱。但是，天津解放以后，资本家普遍怕当资本家，他们认为“要共产了”，共产党在农村斗地主，进城后要斗资本家了。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住工人，无法生产。因此，绝大多数资本家持消极观望态度；有的资本家向海外转移资金；有的虽有“多办几个厂，多赚几个钱”的念头，但又怕“剥削多、罪恶多，要审判、要枪毙”，顾虑重重。据天津统计，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30%，许多厂矿企业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大量工人职员失业，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束手无策。

    工人、职员思想混乱，认为共产党进城后会象农村打土豪分田地那样分工厂、分商店，搞清算斗争。当时，工人是一面欢庆解放，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另一面又将面临失业。有些人对增加工资福利提出过高要求，不顾工厂生产情况，硬逼资方成倍增加工资；对于劳动纪律和工厂管理出现了极端民主化倾向，认为“解放了，自由了，什么东西都要由工人说了算，否则就是当家不作主”。面对这些错误思潮，资本家不敢管，要么采取放任自流，甚至工厂“关门大吉”，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

    不少干部存在着“左”倾思想，片面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当时，懂得城市建设管理的干部严重缺乏，这也给新政权带来很大压力。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十分明确，但在执行中却出现“左”的倾向。主要原因在于党员、干部由农村向城市的战略转移不适应，对党的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政策认识模糊。在公私兼顾上，是统制多而照顾少，在劳资纠纷上，往往是偏袒劳方，忽视资方。在民族资本工商企业复工复业问题上，有行政命令与群众逼迫的倾向，税收方面也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舆论宣传上对民族资产阶级只有批评没有肯定。只讲斗争，不讲联合。

    “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步骤、有计划地妥善复工，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则万事皆休。否则，一切均谈不到。”[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50-51页]

    以上种种情况说明：向工人、干部和资本家阐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城市政策，澄清工人中的模糊认识，消除民族资本家存在的恐惧心理，巩固统战成果，已经刻不容缓。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去天津视察，解决如何接管城市、发展经济的迫切问题。

    二、少奇同志“天津讲话”的主要内容

    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迅速恢复生产，为接管城市提供经验，成为当务之急。刘少奇到天津后，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在听取了天津市党政负责人及有关方面的情况汇报后，按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对许多重大问题代表中央作了政策性的阐释，特别就巩固和发展城市统一战线、正确处理劳资关系的问题作了具体指示。

    1．团结工商阶层，迅速恢复生产。

    要保证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天津贯彻执行，关键是要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向前发展。”刘少奇正是遵循这一精神去指导工作的。1949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党的干部会议上，他针对有的城市不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斗争、挤垮了一些民族资本家的问题，尖锐地指出：这是自杀政策。他告诉党的干部，现在社会上很多的必须品，吃的、穿的、用的都要由工商业资本家供给。“今天没有他们还不行。而且生产的发展对社会有利，如果破坏了，对我们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不利，相反地还会减低城市的生产，与我们的基本方针不合，在政治上就帮助了反革命。”他还指出“要特别注意教育说服工人，别把资本家挤垮，不要为眼前的部分利益妨碍了长远的利益。”[《刘少奇在天津》25页]引起刘少奇重视的不单单是工商企业，还有工商业管理者。他一向认为，工商业者中的许多人是富有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的，这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他说，工商业者“有些人是很能够做事的，精明干练、懂技术的人不少，他们的管理能力甚至超过我们的同志。”[《刘选》下181-182页]他认为应该发挥他们的长处。

    当时的统战政策，是不容易被人接受的。很多人认为，乡村中的地主、富农的财产都被分掉了，资本家的财产为什么不能分？针对这种思想，刘少奇在多次讲话中强调，中央的政策，是从全局出发的，是考虑了工业生产的复杂性，恢复国民经济的迫切性，考虑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实际情况后决定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民族资产阶级“他们的力量对革命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但其影响在政治上则很重要，在一定时期一定情况下其影响是很大的。”[《刘少奇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4页]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党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官僚资产阶级进行坚决斗争。建国后，为了恢复发展经济，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刘少奇到天津之前，就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初步确定了天津接管后的任务是：“管理天津并改造和发展天津，使消费的城市变为发展的城市。”而要实现这一点，刘少奇认为，从总体上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物和我们站在一道，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及官僚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刘少奇在天津》，165页]但要在实际中贯彻下去，还有很多困难。困难的症结之一就是如何使贯彻这些方针的党的干部清除思想上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起重要作用的民族资本家的模糊认识。

    针对部分干部不能正确对待资本家的问题，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论述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性和如何争取的问题。

    首先，刘少奇从路线的高度分析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历来就是党的路线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处理对了，路线就对，否则就犯错误。这是党的路线的一个基本问题。对此问题有偏差，则党的路线就有偏差。”[《刘少奇在天津》4页]

    其次，刘少奇反复讲了如何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指出，首先要确认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天津解放后，三大敌人表面上不见了，但残余依然存在，必须分清敌我阵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是敌人阵线”，“而工人、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则是我们的阵线”。[《刘少奇在天津》15页]其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朋友”，“小资产阶级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二个朋友”，民族资产阶级“是第三个朋友”。[《刘少奇在天津》41-42页]民族资产阶级“不但不是斗争对象，而且是争取对象”。“如果把资本家当作斗争对象，就会犯错误，因为这跟二中全会的路线不符合，跟党的总路线不符合。把资本家当作敌人，就扰乱了自己的阵线”。[《刘少奇在天津》15-16页]其次，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取消斗争。“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斗争的一面，有联合的一面”，但“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刘少奇在天津》44页]“还联合多少年呢？不是短时期的，而是相当长期的。在中国的条件下，有些资本家将来还可以同我们一起走入社会主义。”[《刘少奇在天津》16页]再次，要弄清哪些方面联合，哪些方面斗争。刘少奇指出：“在政治上要联合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作斗争。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发展生产”。[《刘少奇在天津》44页]但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特别在思想上、理论上会有更多的争论”。[《刘少奇在天津》17页]

    1949年8月，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刘少奇又一次郑重指出：中央的政策是要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搞统一战线，而不是要斗争他们。对这个问题，首先要在干部中打通思想。他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强调这个问题，正是因为他看到了这样一点，如果党内没有清醒的思想和统一的认识，统一战线是不可能发展和巩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