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曾两次经过旧州古镇：一次是西征的红六军团，于1934年9月30日至10月3日经过并停留；另一次是长征的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27日经过古镇。红六军团和中央红军曾在黔东南州黄平县工作活动一年多，目前黄平县现存37个红色革命遗址。这里是中国工农红军活动最典型的城镇之一，而当年张闻天和王稼祥为毛泽东复出的橘林密谈地，留下了史称的“张王橘谈”经典故事，还有抗战机场遗址等。

    众多的红色资源，典型的长征遗迹，强烈地吸引着我。于是，在离开台江县后，我不顾一路的劳累，经苗都凯里市连夜赶往旧州古镇。抵达黄平县城时，已是晚上八点四十分。随即，又在黄平转乘一辆面包车，朝当天的目的地旧州赶去。

    出黄平县城新州镇不到几公里，就是正在紧张修建的通往旧州古镇的四车道红色旅游快速通道。因为正在建设，一路尘土飞扬，有些路段还凹凸不平，车辆通行缓慢。到达旧州古镇，已是晚上10点半。

    多元文化之乡

    旧州古城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城西北部，距县城25公里，距州府凯里75公里，距省会贵阳市204公里。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为贵州东部粮食基地，商业重镇，文化大镇。

    旧州历史悠久，据史志记载已长达2500余年。春秋战国时称且(jū)兰国，汉置州，唐设韶明县，宋称珍州，又名乐源郡，元置元帅府，明设黄平安抚司，清设黄平千户所，后改巡检司，民国设旧州分县，建国后设区、镇。

    旧州是长江支流沅江沿舞阳河上溯到黔东的最后一个通商码头，古时所有京广百货均由舞阳河水路泊来，至此转驮贵阳、安顺等地，而当地土特产又经此水运到洞庭湖后，分销武汉、上海、江浙一带。历代货运频繁，商贾云集，市井喧啸，经贸发达。由此也形成了当地少数民族文化、汉文化、外来文化、宗教文化融为一体的多元文化之乡。

    旧州古镇寺、观、馆、祠众多，始建年代久远。如：唐代古刹宝相寺、宋代古刹宝珠寺、元代道观福智院、明代庙宇太平寺等。在1.4平方公里的古镇内，就有“九宫、八苗、三庵、四堂”，其中，仅戏台就有10多座。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在贵州可谓首屈一指。

    这里地灵人杰，还是大文豪郭沫若母亲的故乡，明代民族英雄史可法青少年时期曾在这里度过，清代独赴夷营怒斥英军统帅的天津知府石赞清出生于旧州，当今更有闻名国内外的影界常氏三弟兄（常学墉、常学圣、常学贤），歌坛王家三姐妹（阿桑、阿依、阿多）。

    一张贵州地图帮助长征先遣队走出困境

    “旧州天主教堂里曾发生过红军与一张法文版贵州地图的故事。”在黄平，几乎稍微懂点历史的老百姓都知道，正是这张地图，帮助长征先遣队的红六军团走出困境。因此，这张地图又被称为“红色地图”。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古镇内一个十字口，阳光下具有欧洲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格外引人注目。当年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的率领下，在攻下旧州古镇后，正是在这个旧州天主教堂内发现了一张1平方米大的法文版贵州省地图，红军指战员都看不懂。

    此前，红六军团从湖南到贵州，用的是旧中国中学生用的地图，仅有20平方厘米大，且地名标注不详细。得到这份详细的贵州地图后，红六军团指挥员如获至宝。

    1934年10月1日，在向镇远方向去的山间小道上，一位名叫勃萨特（也叫薄复礼）的瑞士传教士被红军扣留。那时，一起被扣的还有他刚新婚的妻子露茜，海曼、格雷斯夫妇，厨师苏恩林及其他布道人员。按照勃萨特的说法，其实是“被捕”。

    不久，红六军团领导人肖克交红军法官将被扣留的瑞士传教士勃萨特请来当翻译。一天夜里，这位懂法文的牧师在一个破庙里连夜将法文版贵州地图翻译、标注成中文。

    勃萨特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自述》说写到：“他（这里指肖克）要求我把图上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告诉他，他希望避免在运动中遇到汽车路。”

    一张珍贵的行军地图，后来在长征的行军中起了极大的作用。正如50多年后肖克所回忆的：“对我来说，这张地图使我在思考部队行进方向时有了依据。我们后来转战贵州东部、进入湘西，其间全靠这张地图”。

    勃萨特瑞士人，生于英国，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1922年，他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在贵州遵义、安顺一带传教。1934年10月底，在小路上与红军不期而遇，被红六军团扣留。在红军中生活了18个月，当过阶下囚，也当过座上宾。

    1936年4月，勃萨特等先后被释放，离开红军，在昆明作短暂停留，即返回英国。 回国后，他写了一本长征回忆录《神灵之手》。他说：“后来，我们还是被判了刑。我被判了十八个月，海曼先生被判了一年监禁。我自所以比他长，据说因为我是唆使者、煽动者，并且还说我打了前来抓我的人。”

    勃萨特是李德之外唯一一位经历过长征的外国人，是第一个写书向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外国人，也是一次无神论者和传教士的合作。

    可以说，旧州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极富传奇色彩的历史文化古城。

    一次橘林密谈促成遵义会议召开

    在天主教堂右边的一条看起来很破旧的老街，曾是旧州东门进入古城的街道。这座建筑建于1903上，是法国天主教会的传教士修建的，偏远中国山村的一座欧式风格的建筑，颇为突兀。解放后，当地拆除了城门，入城道路也改道。

    在一位八旬大爷的带领下，我来到老东门。这里早已建成长征纪念碑，旁边的橘林大部分在这次声势浩大的旧城改造中被毁掉，只剩下稀稀疏疏的橘子树了。

    这位大爷讲，当年红军领导人张闻天、王稼祥密谈的地方就在此。如今，经常有党史爱好者、专家学者怀着好奇来这里探访。

    1934年12月27日中央红军离开黄平县城，中央机关下午到达旧州镇东门。

    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两人坐在担架上，叫警卫员把他们放在旧州东门城墙旁边的一片茂密的桔子林中休息。

    他俩头靠头地躺着，对当前的形势感到忧心忡忡。“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王稼祥问张闻天，后者开始只是简单的回答了一句：“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但随后又接着说：“这仗这样打看来不是办法，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说：“我也是这么想。”并明确表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

    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因为渡湘江时脚受伤化浓坐担架，这时也和王稼祥等人一起行军。听了王稼祥的意见后，也表示完全赞成，并提议召开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

    橘林密谈结束后，红军战士用担架将二人抬到旧州天后宫驻扎。王稼祥立即将他俩的想法打电话告诉了彭德怀、刘伯承等红军指挥员，大家都很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