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团大战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散布的反共谣言，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毛泽东在看到八路军总部发往延安的关于百团大战的第一批战报后，很快就致电彭德怀：“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别发出《中央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和《中央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总方针的指示》，充分肯定百团大战“给了日寇以沉重的打击，给了全国人民无穷的希望”，并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仿照百团大战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之八路军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以给予200万友军及国民党大后方与敌占区内千百万人民以良好之影响，延缓日军向重庆等地的进攻计划。国民党方面，何应钦、卫立煌、阎锡山等军政长官先后致电八路军总部，盛赞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之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并表示“嘉慰实深”。就连蒋介石也向朱德、彭德怀发来了嘉勉电：“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百团大战的发动，令那些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之类的谣言不攻自破，共产党、八路军的声望随着百团大战的进行而不断提高。不论是延安、大后方还是沦陷区的人民，甚至是海外侨胞，在听到百团大战胜利出击的消息后，群情振奋，纷纷以各种方式对八路军表示敬佩和慰问。《新华日报》、《大公报》、《新蜀报》、《新民报》、《力报》、《国民公论》等报刊竞相刊载百团大战的消息，纷纷发表社论。《新蜀报》1940年9月20日社论中说：我们每天看到如雪片飞来的条条捷报，真是兴奋感动得流泪。就连远在西北边陲的《新疆日报》也在社论中写道：在全国各战场相当沉寂的今天，华北出击胜利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它提高了抗日根据地与游击战的地位，粉碎了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种种滥调。正是看到了百团大战巨大的政治意义，1940年12月2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彭德怀：“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蒋介石正发动反共新高潮，我们尚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

　　第四，百团大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的妥协投降逆流。1940年3月，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植下在南京粉墨登场，组织了以其为首的伪国民政府。汪伪政权成立后，与日本侵略者相配合，频频向重庆国民政府发动“和平”攻势，企图与之合二为一。同年春夏，重庆国民政府的代表在香港、澳门与日、汪双方进行了多次秘密会谈，就所谓的“和平”条件讨价还价，并达成了在长沙举行由蒋介石、汪精卫和坂垣征四郎（日军中国派遣军参谋总长）直接对话的“高级会谈”的秘密协议。这说明，中国当时确实存在着空前的妥协投降的危险。然而，随着百团大战的进行，重庆国民政府内的“和平”气势由春夏间的一度高涨开始逐渐消退，重庆国民政府对日方的“和平”条件开始采取冷淡态度，并最终拒绝了日方的政治诱降。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八路军在华北胜利进行的百团大战对抑制国民政府内的妥协投降逆流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五，百团大战锻炼、提高了八路军的作战能力，并为八路军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在一次战役中投入100多个团的兵力（另外还有20多万民众参战），在广袤的华北大地上同时向日伪军发起突然袭击，并始终掌握着战役的主动权，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在人民军队史上是空前的。八路军参战各部能在统一的意旨下，根据各自当面的敌情、我情、任务等条件，灵活运用各种战法，连续作战，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性、计划性、协同性和坚韧性，从而使部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部队的战斗力也得到了提高。另外，通过此役八路军还积累了大兵团作战条件下如何做好侦察、保密、政治动员、后方保障、防空防毒、伤员救护等一系列宝贵经验，这对八路军以后的游击战以及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