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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抗战文化发展原因初探
2010-10-29 14:24:21
作者:史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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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42年1月16日,129师政治部、晋冀豫区党委联合召开了晋冀豫区文化座谈会(习惯上称为“太行山座谈会”),太行区20多个文化团体、近500余人参加了此次大会。邓小平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抗战文化为抗战服务、为政治服务、为大众服务的文艺思想,并号召广大文化工作者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努力实践生活与文艺的高度统一,这与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不谋而合、相得益彰。正当太行区抗战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公开发表,文中提出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去服务等一系列问题。讲话精神传到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后,很快得到全面贯彻落实,这就为太行山根据地新一轮抗战文化建设狂潮的兴起指明了方向、吹响了号角、拉开了序幕。由此开始,太行区文化工作者就以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为指导,纷纷走向社会,深入农村、奔赴前线,开辟敌后文艺宣传的现战场,相继创作出一大批富有大众性意味的优秀作品,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竟的《漳河水》等。通过这些创作活动,战斗在太行山的广大文化工作者,忠实地践行了为太行根据地人民奉献优良文艺作品和加大文艺宣传力度的崇高使命。
  正是由于党中央符合形势发展、反映时代特征、迎合大众口味的文艺方针政策在根据地的坚决执行,有八路军总部、中共北方局等机关单位领导的高度重视,奋战在太行山上的文化工作者才有了施展才华、一显身手的良好平台。也正是由于如此,太行区抗战文化才犹如雨后春笋,在根据地的广阔天地蓬勃发展起来,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
  四、太行区大批文化工作者脱下长袍,深入生活,辛勤耕耘的结果
  在党中央、毛泽东正确路线方针和英明决策的指引下,太行区大批文艺工作者深入前线、栖身农村、身体力行、躬身实践,以亲身的见闻和感受来体悟人民疾苦,用各自的聪明智慧为武器来演绎敌后根据地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这个时期太行区抗战文化的普遍特点,即是以文化工作者自身的所见所闻为素材、用大众听得懂的语言为工具,借文学或文艺宣传等多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广大民众积极传播先进的思想文化、深入揭露侵略者的凶狠残暴、无情鞭挞投敌汉奸的丑恶嘴脸、激发鼓舞广大军民坚持抗战的昂扬斗志。这些作品一般取材广泛、不拘一格、形式多样、直率亲切,感情真挚朴实,风格舒徐自在。
  脱下长袍,深入生活,奋战在太行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不断创作出体裁多样、内容广泛而又被人民群众所喜爱和接受的文艺作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正是基于这样科学而准确的定位,他们的作品大多都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与感召力,必然能引起太行区广大群众的强烈共鸣。如李庄的小说《良民证》、吴伯萧的散文《沁州行》、陈荒煤的报告文学《陈赓将军印象记》、黄钢的报告文学《我看见了八路军》、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伯钊的话剧《母亲》、阮章竞的话剧《最后一个》、冈夫的诗歌《河边草》等。8年抗战,烽火太行。有了以赵树理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工作者的实践与探索,太行抗战文化才得以在整个敌后根据地乃至全国文化界开宗立派、独树一帜。特别是赵树理,无可争议地成为红色根据地“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先锋与楷模。[14]赵树理出身农村,幼年深受民间“草根文化”传统的熏陶,他深切地感受到广大农民因不识字而愚昧落后的苦楚。“有一次,他把鲁迅的《阿Q正传》念给父亲听,可父亲说,‘你念了半天,我一句也听不懂,算了吧’”。从此以后,赵树理便立下志向,要做“地摊作家”。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他已开始以农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创作实践,可谓是“山药蛋派”的开山鼻祖。八年抗战期间,赵树理以《黄河日报》副刊《山地》、《人民报》副刊《大家干》和《中国人》周报为主要阵地,坚持“识字人看得懂,不识字人听得懂”的大众化文化方针,先后写出了戏剧《邺官图》、《韩玉粮》、《万象楼》和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地板》等一大批深受农民欢迎的作品。他的创作思想得到了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北方局党校负责人杨献珍等人的积极肯定与支持,并形成了包括王春、阮章竞、高沐鸿、史纪言、王中青等坚持走民间创作道路的作家群体,使“大众化通俗文化”[15]成为太行山根据地抗战文化体系中的主流。纵观太行区文化作品的创作概况,无不来源于生活,提炼于民间。说人民所说、想人民所想,通俗易懂,真实感人,真正使文化成为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思想工具。无论是抗日歌曲,还是诗歌、小说,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莫不反映出抗战、民主、大众的特色。可以说,太行区抗战文化所取得的成就,是所有太行区敌后文化工作者遵循文化创作规律,大胆探索、不断创新、辛勤耕耘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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