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关于中国历史学应该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已经基本形成三种有代表性的趋向。
　　其中一种是主张学习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实验主义方法，使中国史学完全“实证化”。这一主张主要以胡适和傅斯年为代表。胡适认为传统史学最大的不足是实用意识比较突出，缺乏“为真理而求真理”的精神，“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拣选所要做的学问。拣定之后，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既然
　　学问是为求真理，所以“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1。胡适特别反感当时学术研究不肯具体研究切实的问题、泛泛地套用一些名词概念的倾向。1917年7月他在《每周评论》第3l号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强调要多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他提出减少一点实用意识、淡化经世的抱负.“细心搜求真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胡适推重杜威的逻辑实证主义方法，希望用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来改造中国史学传统。
　　傅斯年认为，中国学术界最大的弊病就是好谈致用，以为“学术之用⋯‘必施于有政”。1928年.他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走取》，明确提出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他强调说：“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测这个运动+那个主义。”
　　另一派主张立足于传统学术方法，全面继承和发展民族史学文化传统。王国维公开宣称：“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对于那些“以学问为羔雁”的“新学家”王国维指出：“其学苟可以得利禄，苟略可以致用。则遂嚣然自足，或以签蹄视之”，“若是者，其为口耳之学则可矣，若夫绵密之科学，深邃之哲学，伟大之文学，则固非此等学者所能有事也”。1916年他在“致林泰辅书”中，强调“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此又今日为学者之所当然也””。他最重视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王国维看到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必然离不开实证一途，表面上他的想法与胡适和傅斯年相通，但实际上，王国维与胡适和傅斯年有很大的差异。王国维并不认为传统史学方法没有合理因素，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学无中西，“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互相推动”，他希望既不要低估传统史学方法的长处，也要看到世界学术的优点，将二者能动地化合起来。
　　陈垣关于新史学的理想预计与王国维有一定程度的默契。白1913年定居北京起.陈垣用了近10年时间对《四库全书》进行清查，先后编撰了《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四库书名录》、《四库书撰人录》、《四库书目考异》等多种便利研究、便于查检的目录和索引。1925年、1926年历时4年5易其稿的《二十史朔源表》，《中西回史日历》相继出版，二书的问世为历史研究打下了牢靠的年代学基础。1930年出版的《敦煌劫余录》将北京图书馆藏8000余轴敦煌经卷的专题目录整理出来。1930年，他带领凡位学生，用5种版本将沈刻《元典章校补释例》，归纳出校勘四法，1928年撰成《史讳举例》。陈垣以上的方法.都是对我国传统史学方法的总结。陈垣注重从民族史学遗产中总结方法，他的《元典章校补释例》意欲证明传统史学方法同样也能做出一流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