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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与历史学家 |
2010-10-29 14:18: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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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光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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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陈垣、陈寅恪则更是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实质有了更加真切的体认，并在传统文化之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陈寅恪在抗战期间的艰苦环境中，显示出他旺盛的创造力。在稿本丢失的情形下，陈寅恪以手边幸存的眉注本《通典》为基础，于1939年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此书寄往上海商务印行，不幸稿件遗失，再由香港商务印刷，叉遭日寇烧毁。后来在重庆商务出版的本子，是由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仁将旧稿续成，而非陈寅恪的定稿)。1939年秋，他又购得《新唐书》一部，开始《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写作，1943年于桂林完成写作并在重庆出版。1943年夏至1945年初，又在成都完成《元白诗笺
证稿》。这三部书.以汉魏隋唐数百年历史为背景，通过一系列重大历史事实的梳理，勾勒出在民族冲突与文化冲突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不竭的生命力，以及不同社会集团和个人在文化发展过程中与政治生活、与个人人格的联系。它说明，在民族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只有积极利用自身的优势，形成精神和制度上的高度凝聚力，才能在冲突中得到保存的发展，只有富有独立人格和道德力量的社会集团和个人才是文化发展的中坚。
至于郭沫若，更加认识到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才是人民独立自由的前提，人民的独立自由才是史学家所要追求的真谛。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即指出：“对于未来社会的展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来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在抗战期间，郭不末若撰著了《青铜时代》、《十批判书》与《奴隶制时代》，进一步深化了他30年代对于先秦社会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中国社会的发展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概括的社会发展基本规律。他提出了“顺乎时代潮流.同情人
民解放”的衡量历史是否进步的标准。与他同时的候外庐也主张历史研究要在清理历史、还历史真相的基础上，超越历史真实本身，从而引领现实的向前发展。对于当时的中国文化本位思潮，他曾进行激烈的批判，认为标榜新理学、推崇王阴阳，都是没有对正统思想的实质内容进行分析的错误判断，他关注思想家对于皇权观念、神权观念、土地私有观念的态度，对于正统思想的腐朽内容.他做了深入批驳。对于中国历史上的非主流思想和异端思想，候外庐特别注重其中民主思想的萌芽。例如他对宗羲《明夷待访录》的民主观念，顾炎武关于言论自由与个性解放、关于虚君与寓封建于郡权平等的启蒙憧憬”，都被视为是我国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宝贵遗产。
抗日战争考验了历史学家的灵魂，考验了历史学家对与中国文化命运的洞察.它使得历史学家的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渗透着研究者对于文化的独特感悟。虽然他们有的比较保守，如陈垣、陈寅恪，有的比较西化，如胡适、傅斯年，有的比较激进，如郭沫若、候外庐，或许我们不能完垒同意他们文化反思所得出的结论.但我们却无法不被他们学术生命中所焕发的文化异彩所震服。他们在民族危机面前对于祖国前途和命运的不懈探索，是民族精神在历史学家肩膀上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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