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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与历史学家 |
2010-10-29 14:18: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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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光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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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跟胡适的傅斯年，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说：“考证历史是救不了国的”，他组织学者编写《东北史纲》，从民族、历史、语言等方面阐述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批驳日本所谓“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由他撰写的《东北史纲》第一卷很快出版，并由李济译成英文.送交“国联调查团”作为参考，成为“李顿国联调查团”调查“九·一八”事变时中国方面最确凿的历史证据。
陈垣在“九·一八”事变前，他“专重考证，服赝嘉定钱氏”，而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及至日寇占据北京，“北方土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通鉴胡注表微》，以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的方式去表达“自己身受亡国惨痛的心情”、斥责“卖国投降的败类”，去伸张“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
1937年，抗战全国爆发，在日本的郭沫若忧心如焚，他毅然“别妇抛雏”，潜奔祖国，投人抗日洪流，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0年，第三厅被撤销，郭沫若任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他撰写了《屈原研究》，创作《屈原》，文和剧都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时代与屈原的生平，表达了人民对统治者贪婪残暴，醉生梦死的愤怒反抗，通过屈原的爱国情怀，激发起人们不蹈历史覆辙的抗争心理和与邪恶势力斗争的不屈精神。
对于抗战时期中国史学思潮的转变，有学者作了如此评价：“抗战时期史学思潮的转变，与其说是学术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毋宁说是民族危机刺激下的产物。我们从中可以察觉到潜在的某种二律背反的悖论：高扬‘经世致用’精神较之沉耽于‘为学问而学问’的纯学术研究工作，在社会学意义上是一大历史进步;但就学术本身而言.又不能不说是一种可悲的话，那么，当代史学工作者在今天是否能少一点‘功利的冲动’.而多一点‘人文的冲动’呢?”。我个人认为，这一评价不太合符客观事实。在民族危机刺激下，史学界确实出现了一些过于现实化的倾向，例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借吴蜀联合抿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孙权描写成几乎是全部黑暗的人物，又“借武则天来斥责统治，着重写其特务的残暴。但我们要看到，抗战加深了人们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思考，更加焕发出历史学家文化反思的魅力。
例如胡适更明确地认识到，中国文化最缺乏的是个人独立的自由意志，而他在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更多的是把史学方法当作一种文化诉求。胡适更加认识到.“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的希望。”而要培育国民的独立人格，就必须学会理智的思考。1935年他在《今日思想界的一大弊病》一文中，就陶希圣《为什么否认现在的中国》一文引用了不少像“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自由”之类的名词进行批驳，认为像这样翻来覆去用一些抽象名词并不能解决任何实质问题，如同古代“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模范文本.叫人摸不着头脑。他甚至感到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缺少西方的理性精神，需要我们加以深刻反省。1934年，他曾就如何保持民族信心而连续发表三篇文章《论信心与反省》，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作较高的估价，“中国几千年之久的固有文化，是不能迷恋的，是不能引我们向上的，那里浮沉着的几个圣贤豪杰，其中当然有值得我们崇敬的人，但那几十颗星儿，终究照不亮那满天的黑暗。”他认为中国最需要学习西方着重知识、注重实效的实证精神，改变传统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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