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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史研究与中国社会进步——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何理教授 |
2010-10-29 14:1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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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文庆、刘一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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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抗日战争史研究重点转移
记者：90年代中期以后，抗日战争史研究重点转移，研究分析日本侵华政策和罪行，揭露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种种谬论，成为新的热点、焦点，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何理：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中日关系现实发展的一种反映。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后，中日关系在开始的那一段时间还是很好的。但是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出笼，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为侵略历史翻案，否认日本侵略战争罪行的活动愈演愈烈，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活动，日益超出一般历史问题的争论范围，成为关系到未来中日关系及日本与亚洲各国关系的重大政治问题。随着这种情况的出现，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出现新的学术重点也是很自然的了。
记者：日本侵略战争罪行是这一时期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焦点、热点问题，南京大屠杀仍然是投入力量最大、研究成果最集中的，同时，我们又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如慰安妇、劳工、细菌战、化学战等问题，也取得了很多成果，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您觉得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其他研究相比，有什么特点?
何理：研究和揭露日本的侵略暴行，历来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但又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什么呢?一是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大规模销毁罪证，90%以上的档案资料都没了;二是作为受害者的中国来说，由于社会文化程度低、组织化程度低，也没有多少文字资料留下来。因此，档案资料问题成为这一研究的最大制约。近年来在档案资料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则是这一研究最大的特点。具体来讲，我觉得有两点：一是大量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取证。比如慰安妇问题，苏智良等人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基本上依靠社会调查，采访受害者、当事人、见证人，收集了大量资料，从而为研究慰安妇奠定了基础。二是大量收集国外档案资料，比如南京大屠杀问题。南京当时是国际大都市，有不少外国人留下了照片、影像、文字资料，也包括一些日本老兵的记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在这方面花了很大力气，花费重金到国外购买了不少档案资料，形成了规模。
记者：如何对待中日历史问题，目前国内也有不同看法，比如有人提出：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中国不应以“民族主义的狂热”来对应苛求日本。这种观点在国内引起很大争论，您怎么看?
何理：总体而言，我不赞成这个说法。对日本国内的情况，我觉得应该一分为二地看。随着战后日本经济腾飞，日本国民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要求日本成为一个普通国家，争取大国地位，这可以理解，我们确实没有必要以“民族主义的狂热”的方式来看待。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下，日本再恢复到二战以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道路是不可能的，我们对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还是很有信心的。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可以对历史问题忽略不计。历史问题并没有解决，日本右翼势力讲的那一套自由主义史观，本质上是军国主义历史观，核心在于美化侵略战争，其要害是否定日本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这不能不引起中国和亚洲各国的高度警惕。这种对待历史问题的荒唐态度，直接影响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影响亚洲的和平和稳定，也影响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度。比如日本积极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亚洲各国普遍反应冷淡。为什么?根本就在于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联合国本身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产物，日本作为主要战败国，在历史问题上不能取得亚洲国家的谅解和信任，怎么可能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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