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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史研究与中国社会进步——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何理教授 |
2010-10-29 14:1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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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文庆、刘一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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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团大战的问题,从华北工作座谈会开始,争论了很多年,庐山会议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更被批得一塌糊涂,说是给国民党、蒋介石抬轿子。1979年,军事指挥学院的蒋杰,在院长萧克的支持下,发表《百团大战问题的探讨》一文,开了重评百团大战的先河。现在学术界对百团大战也还有一些不同看法,但基本上肯定了。 皖南事变的再评价影响也很大,一度很热闹。传统观点把皖南事变的主要责任归咎于项英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说皖南事变,主要是批项英。1980年,我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了《皖南事变》一文,这是改革开放后对皖南事变研究比较早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把皖南事变的过程说得比较清楚,但那时候还没有为项英平反,文章最后一部分,还是讲“两条路线”斗争。现在对皖南事变的研究更加充分了,大陆方面的档案基本公布了,有学者在文章中也运用了台湾收藏的相关档案。学术界基本认为,从国民党严格限制共产党在敌后 发展这个大形势来讲,皖南事变发生有其必然性;项英对皖南事变的决策和临机处置都有重大失误;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形势估计和具体指导也有不完全正确之处,也应负一定责任。 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迎来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学术高峰 记者:从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到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抗日战争史研究迎来了一个高峰 期,总的来讲,有什么特点? 何理:这个时期的研究,在前一阶段解放思想、形成基本格局的基础上全面展开,不仅走出了原来的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的体系,而且突破了单纯的国共两党抗战或简单的军事政治史的框架,向着全国的各民族、各党派、各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全方位的研究格局发展,并在上述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十分丰富的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由我们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分别编辑出版的两套抗日战争史丛书,一共有几十本。 记者:这一时期取得这么多的成果,您觉得主要有哪些原因? 何理: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加快向纵深发展,社会不断进步,学术研究的环境日益宽松,人们的思想眼界更加开阔,这是抗战史研究取得喜人成绩的根本原因。具体来讲,我觉得最主要是以下三点: 一是同海外的学术交流日益增多,大大开拓了我们学术研究的视野。80年代中期,南开大学的魏宏运连续召集了两次抗日根据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大学的张宪文1987年召开了一个关于民国档案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在国内召开的两次比较早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姑且不说其学术成果,重要的是把国际交流局面打开了,日本、美国一些著名的学者都来了。此外,为纪念卢沟桥事变50周年,刘大年带了几位中国学者到日本搞过一次高端学术交流,这也是比较早的。同时,国内翻译出版了不少国外相关著作,还创办了专门介绍外国相关学术成果的期刊。国外学者研究的角度、方法和我们大不一样,值得借鉴,给我们不少启发。 二是这一时期档案资料大规模对社会开放。当年我们在中央档案馆看的密级很高的资料绝大多数都已经公开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系统推出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年谱、传记和文集,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权威性的文献资料。军队有关部门组织编辑出版了大型史料丛书《八路军》和《新四军》,军事科学院出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即关于抗日战争部分。各地党史部门出版了大量关于抗日根据地的史料。国民党方面的档案资料,留在大陆的,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出版了不少,留在台湾方面的,不少也向社会开放。其他专史,如“满洲国”史、日本侵华史等方面的史料也出版了不少。 三是社会重视,在人力、物力方面给予了很多支持。我们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是个纯学术组织,经费、办公场所依托抗日战争纪念馆,组织编辑的抗日战争史丛书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及北京社科联等单位资助出版。国家社科基金也在抗战史研究方面给予了不少支持。各省市区的投入都比较大,比如河北编辑出版的长城沿线无人区的史料,一共十几本,就是投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调查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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