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国共合作抗战的禁区被突破以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的学术热点。您能不能概括介绍一下?
　　何理：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国民党及其军队在总体上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对日抗战，基本上守住了一条相对稳定的战略防线，保住了西北、西南等半壁江山，这是基本的，值得肯定。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个政策我认为还是要否定，但是以前说国民党一味妥协也不准确，国民政府在此期间，特别是1934年以后对抗战是作了不少准备的。
　　关于国民党的军事战略问题，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战略，是国共两党和军队的共识，基本上是应当肯定的。但国共两党也有原则性的差异，共产党着重于政治，改造社会结构，推动人民群众抗日，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民战争;而国民党着重于军事，单纯依靠政府、军队抗战，忽略甚至限制人民群众。这就是抗战时期所谓的“抗战与民主”问题。
　　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组织的一系列重大战役，总体方面是肯定的，但对于国民政府所实行的作战方针，学术界仍然存有不同的认识。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要注意当时的历史背景。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就提出来了，但如何进行持久战，一开始并没有统一的认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也是1938年5月才写成的。因此，抗战初期的一些具体的军事方针策略，是带有一定探索性的。事实上我党方面也是这样，大规模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武汉陷落以后的事情。
　　1938年武汉陷落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过去常讲，此后国民党就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从大趋势来讲没有问题，而对于“消极抗战”，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应该看到，当时国民政府基本上守住了一条相对稳定的战略防线，并组织了几次大的会战。
　　关于国民政府的战时社会经济问题，出版的成果不少，改变了过去一概否定的结论，肯定了国民政府建立战时经济体制、抗战初期沿海工业内迁政策对支持全国抗战、发展大后方经济的积极作用。对官僚资本、国民政府统制经济体制、田赋政策等的研究尚有很大分歧，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对于国民党在抗战后期的腐败问题，应该没有争议，确实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1944年豫湘桂战役后，陈诚接替汤恩伯任第一战区司令。前几年我在美国看到他写的回忆录。他提到了这一段，说到第一战区以后，分不清国民党军队到底是在组织作战还是在经商，从汤恩伯到各级指挥官都有自己的生意;军队与老百姓的关系坏到了极点。他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这样的部队怎能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