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战的主战场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地位的评价问题。曾景忠认为，在中日两国交战中，国民政府是中国国家主权的代表。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并没有真正达成全国统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
　　领导着部分军队和根据地， 并在战争中得到了发展和壮大，但在名义上，它统属于国民政府之下，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对峙和摩擦。因此，日本进攻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国民政府及其军队，它对敌后中国军队扫荡清乡作战不仅规模远不及正面战场对国民政府军队的进攻， 而且目的仅限于巩固占领地。它要解决“中日事变”，主要是与国民政府军队作战。它妄图以武力进攻，逼其投降。战争初期逼使国民政府由南京而武汉而重庆撤退， 战略相持阶段多次战役进攻，寻歼国民政府军队主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从缅、滇进攻，东西夹击，使国民政府腹背受敌，后还曾妄图实施进攻四川计划，都是妄图消灭或压迫国民政府军投降。但国民政府并未为其所屈，坚持抗战。最后代表中国对日宣战、受降的也是国民政府。国民政府部署部分军队留置敌后作战，但主要是在正面战场作战，不管在战略防御阶段，还是在战略相持阶段，都不断抗击日本侵略军直至战争结束。近些年来，中国学者深感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不重视中国抗日战争，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恐怕与既往大陆著作只把正面战场中国军队的抗敌说成不断大溃退(台湾则说中共在敌后“游而不击”)不无关系。
　　我完全同意郭德宏先生的观点。以往人们之所以认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取代正面战场成了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其主要依据是：敌后战场以较少的部队和最劣的装备， 抗击了60%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而拥有几百万军队，以西南、西北大后方为依托， 并垄断了几乎所有受援物资的国民党战场仅仅抗击了40%左右的侵华日军。这种依据仍需仔细推敲：一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在总的持久战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的整个中国战场的两个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策应的组成部分。既然中国战场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就很难把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抗敌的多寡严格区别开来。敌后战场抗击60%以上的侵华日军， 正面战场牵制40%左右的侵华日军的说法就难以准确、全面。二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把40%左右的侵华日军放在正面前线， 不等于以40%左右的侵华日军进攻正面战场，日本以60%的侵华日军放在敌后战场， 也不等于以60%的侵华日军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因为日本在侵华政策进行调整后，把大部分兵力转向敌后， 目的在于巩固占领区，矛头所向主要是对着敌后英勇抗敌的八路军、新四军，但决非限于八路军、新四军， 即使敌后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战，日寇抽出一定的兵力巩固占领区也是不可少的。如果说正面战场对40%左右侵华日军所起的作用是一种战略牵制作用，敌后战场抗击60%以上侵华日军的说法，也主要是就战略牵制的作用而言的。事实上的抗击与战略上的牵制是有很大区别的，如苏联在参加对日作战前， 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保持完整的且装备精良的76 万关东军因防止苏联可能发动的进攻的需要，不敢轻易抽调其它战场，这种战略牵制作用是明显的，但却不能简单把苏联对日军产生的这种牵制作用说成是抗击了76万的日本关东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