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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若干新观点述评 |
2010-10-26 15:56: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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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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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内攘外”政策
“攘外必先安内” 是蒋介石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执行的一项重要政策。过去，对这一政策的基本评价是“反动”、“反共”。华洪珍认为，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 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确实面临着“内忧”甚于“外患”、不先“安内”便无法“攘外”的现实，提出“安内攘外” 的号召应是一个合乎常理的普遍原则，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安内”采取何种方式，“攘外”又应如何进行。“安内不应只是政府以武力和压制方式消弭反对力量，更应是全体合法社会政治力量间的谐调”。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 即民族矛盾盛于阶级矛盾的情况下， 蒋介石强化以“ 反共” 为主要目标的“ 安内攘外” 政策，将代表全国人民正义要求、主张积极抗日的中共作为剿杀对象， 则颠倒了主次矛盾，使处于次要地位的阶级矛盾凌驾于本应居主导地位的民族矛盾之上。因此， 该政策具有反共反人民性质，并成为抗战全面爆发后， 国民党推行片面抗战路线、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思想理论根源。
黄道炫探讨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的历史背景， 安内、攘外的具体内涵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安内攘外” 政策的走向等问题。黄道炫指出，“安内”大致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以武力镇压中国共产党，消弭中共威胁，从而确立国民党一党专政;其次是清除党内、国内的反对派，削弱地方实力派，稳固中央政府统治; 再次是加强物质建设和国防建设，一来安定社会，培育民族精神，二来充实国力，增强御侮能力。并强调：“攘外必先安内”有违背大众意愿、消极抵抗的一面，也有权衡整体国力，在当时形势下不得已的隐衷; 有对内镇压和武力反共的迫切要求，也有最后关头准备起而抵抗的决心，是内
外交困局面下， 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应付时局的一种复杂无奈的抉择。杨天石探讨了蒋介石战前对日方针的主旨及其演变过程。指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仍以妥协、退让为特征。蒋之所以如此，一由于他的兴奋中心在剿共;二是对日本的军事实力估计过高; 三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勾践故事及老子等思想的某些影响。这一政策，其错误有应予批评、谴责的方面;同时也有弱国面对强国时的无奈与不得已。它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谋略。
我认为， 蒋介石的“ 安内攘外” 政策， 从根本上说是落后的、反动的。这种落后反动性表现在：一是不能应对时势变化改革自新， 逐渐消弭产生“内乱”的体制、机制、制度土壤，而是对反对势力一味打压，结果是既不能“安内”，也无法“攘外”，也使国民党丧失了在内忧外患环境里自强、自新的机会;二是“安内”与“攘外”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公式。中国作为一个弱国，要抵抗日本的侵略，必须举全国之力方有所成就。“安内攘外”政策的重点是“ 安内”。“ 安内” 既不能使全国一致以“ 攘外”， 又使中国国力被削弱、被消耗; 三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22 年， “ 安内攘外” 是其不变的主题。无论是10 年内战时期的“剿共”，还是抗战胜利后的“ 戡乱建国”， 都在于“ 安内”， 结果不仅使中国坐失了迈向现代国家、实现民族振兴的时机，而且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最终崩溃。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崩溃， 是对“ 安内攘外” 政策落后反动性的最好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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