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帮助阎锡山抗战的过程中，使山西的抗战坚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进了，也使我们前进了。因此，这个经验是值得注意的。

　　“总起来锐，华北党在这个时期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灵活地执行了中央路线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没有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而是在克服了许多错误的意见之后，正确、及时地决定了前进的方向，并且动员和组织孑数百万群众朝着我党指定的方向前进了。”

　　显而易见，党中央和北方局的评价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历史告诉我们：山西新军和牺盟会作为山西新派力量，在伟大的抗日斗争中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中国共产党适应当时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积极倡导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是我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依托八路军，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胜利。

　　抗战末期，阎锡山慨叹自己一时“失算”，曾经说过.真没想到这一回没有斗过那么几个年轻人!这是全国解放后，傅作义将军和几位山西老朋友告诉我的。阎锡山这个整了大半辈子人的老军阀政客，有这种看法不足为奇，因为他从来都是固执地迷信自已的权谋、手段和实力。

　　应当说，在反动统治者当中，阎锡功是很有一套“办法”的。这个人无论对内对外都一贯见风使舵，遇河搭桥，过河拆桥。当他走这步棋时，就重用与之相适应的一种组织，走另一步棋时，就重用或换用另一种组织。在这个组织那个组织的浮沉交替中，他自己生存下来。在用人方面，今天用这个，明天用那个。一个一个地重用，又一个一个地被贬滴或者甩掉。他还善于用种种手段，制造矛盾，分而治之。他在扶植一个力量的时候，就已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削弱成者整掉这个力量了。在待人方面也是这样，见什么人说什么括，就连办公室的摆设也因人而异。接待进步人士时，挂孙中山像，接待南京代表时，挂蒋介石像;接见日本人时，就挂他当牟在东京同后来成为军阀政客的一些目本同窗好友的合影。如此等等。这就是他的统治术，他的“二的哲学”的应用。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在反共的“山西主张公道团”继续存在的同时，他又赞同成立并支持过牺盟会，在继续用顽固旧派的同时，他又用了一批主张抗日救亡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他既要依靠旧军，又想借重新军，这是因为当时他遇到难关。当危局有所扭转;他就向进步势力进攻，必欲去之而后快。

　　但是，形势比人强。阎锡山的哲学和种种权谋、手段，这次却失灵了。这决不是如他白己所说的什么一时失算，这是形势使然，历史使然。他的对手，也决不是如他用轻蔑口吻所说的几个年轻人，而是共产党、八路军和广大群众。以山西新派面目出现的共产党人，在党中央和北方局的领导下，根据党的方针、策略，依靠并协助八路军，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带领群众和武装群众，从而在山西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山西新军是我党倡议建立的，又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在重要关头，党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对山西新军和牺盟会都给了重要指示。这包括内部在有的重大原则上发生争论时，我们都得到了明确指示和坚决支持。在接办牺盟会之初，山西临时工委有几位同志力主把它更名和改造为抗日救国会，把“山西青年抗敌先锋队”，改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们认为，不然的话，我们帮这个“官办组织”做出了成绩，都记在阎锡山帐上，那就是“右倾”。我们不赞成这种意见，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充分理由，报告了北方局。刘少奇同志明确指出：栖盟会的好处恰恰在于它是“宫办”的，杏则就不会让我们放手工作，抗日救国么民族解放先锋队，阎锡山不准建立，我们不能那样办。但争论仍在继续着。后来，在1937 年5 月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 张友清同志曾代表我们两人提到这个争论.党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也批评了反对‘官办组织”的意见。抗战开始不久，决死l 、3 纵队开赴晋东南，两纵队的政委分别兼任山西第3 、第5 行政区主任。晋东特委有的同志就坚持说不能再戴阎锡山的“帽子”，认为那是违反独立自主原则的。我们不同意，认为那样会破裂统一战线。

　　这个争论提到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1938 年3 月在太行山区，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同志说，目前绝对不能去掉这顶“山西帽子”l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大局，而且你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军队也受八路军的指挥，戴这顶“山西帽子”有许多便利之处。直到十二月事变被粉碎后，中央还指示继续在名义上保留山西新军的建制，并且批评了决死队某旅同八路军某支队在组织上完全合编的做法是错误的。

　　山西新军在军事工作上，也得到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左权等领导同志的很大帮助和指导，1938 年夏，八路军总部在山酉沁县西林村为决死1 纵队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副参谋长亲自授课，对提高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起过重大作用，当时被称为“西林整军”便是一例.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了山西新军。委员会的拓名委员，都投身到组织和掌握武装这一中心工作中来。多数委员担任了新军各纵队的主要领导职务，未在新军中任职的委员，也都参加了组建新军和掌握武装的工作。新军从上到下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各纵队的政治委员，除207 旅外，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他们实际上是部队中的党代表。山西新军的《 政治委员条例》 规定，政治委员是部队中的最高首长，拥有最后决定权。团、营、连的主要政治工作人员，也多为共产党员担任。在新军中普遍运用八路军的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经验，建立一套政治工作制度。在建军之初，从新军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自下而上的广泛民主，发挥士兵委员会的监督作用，同旧军宫专制，无理要求，绝对服从的统治方法进行了坚决斗争。当时成立士兵委员会，看起来，很有点“极端民主化”，其实这是为了同顽固旧军官斗争所采取的一种成功的策略。经过遂步教育、改造的艰苦工作，一部分旧军宫争取过来了，一部分顽固旧军官逃跑或者被撤换了，结果绝大多数军事指挥员都改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担任、这时，也就完全地夹行八路军的政治军事工作制度。所有这些有力地保证了党对山西新军的领导，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个别纵队在同旧军的斗争中一度吃了亏，主要是由子未能坚决贯彻执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忽视和放松了对部队的政治领导所致。

　　党领导下的抚日救亡组织的发展和群众运动的深入，是山西新军成长、壮大和取得胜利的坚央基础和可靠保证。到1 939 年夏，以栖盟会名义组织起来的山西农救会会员发展到l70万，工救会会员发展到20 万，妇救会会员发展到3D 万，青救会会员发展到30万。包括这些团体会员在内，牺盟会的全体会员发展到30 万左右。如此广大的群众力量，有力地支援了武装斗争。向时，建立和切实掌握坑日民主政权，这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山西省有7 个行政区，其中5 个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主要领导，这些行政区的县政权完全由我们掌握。在另两个行政区里，我们也掌握了部分县政权。全省105 个县中，有70 个县的县长是共产党人。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当时地方党委已经普遍建立起来，它们在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方面，工作做得更多些，不少事情，决死队和牺盟会是配合地方党委做的。也应该说到，在建立地方党委过程中，公开工委傲了许多工作。根据北方局指示，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必须分开，公开工委委员不得直接介绍党员，我们切实执行了这个原则。同时.公开工委同临时工委合作，于1 937 年春举办栖盟特派员训练班，作为在全省发展党员的一个重要步骤，先是从学员中积极发展党员，然后派到各县，利用合法地位协助建党，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