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山西新军和牺盟会的成就，是在党中央、北方局以及山西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八路军的全力支援和指挥下，党、政、军、民团结～致共同奋斗的结果。在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组建武装力量，发展统一战线和进行反顽斗争等方面，广泛地运用栖盟会和山西新军这一合法组织形式，给党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当然，在当时那样复杂的形势下和艰难的环境里，无论从组织或者个人来说，对工作的指导都不可能没有任何失误。刘少奇同志总结敌后工作时说过：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在路线上虽然是正确的，但在个别的政策上及个别的工作上亦不能免除自己的错误与缺点。”这种情况，我们是有过直接感受的。例如1 938 年初。北方局曾主张把党中央关于“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内组织秘密支部，的规定搬到山西新军中来‘一度要解散决死队中的觉组织，以致造成思想止闲组织上的较大波动和某种混乱。好在这一失误很快就由少奇同志自己纠正了。

　　我们在思想上工作上也有过一些偏差。比如：当局面己经初步打开，形势也大大向前跨越了一步，而我们却还没有及时冲破阎锡山的框框放手开展工作，经北方局以至中央指出后才得以纠正。后来，北方局也曾纠正过我的一次“左”的行动。当时国民党复兴社在太原办的《华闻晚报》 ，久为群众所不满。1937年9 月雁北失守时，它又谎报军情，暴露太原防空设施，我就抓住这个机会让群众把它捣毁了。这个违反统一战线原则的做法，曾受到刘少奇同志的严肃批评。毛泽东同志常说，做统一战线工作要象“制钱”那样“内方外圆”。而我有时候却表现出内方外不圆，强调了原则性，忽略了灵活性，处理向题有过火的地方。有的朋友曾经善意地批评我“好擂野鸡翎”。“好插野鸡翎，这种气势有时还得要，可以压倒顽固沁但在有些情况下，容易把事情闹僵。

　　1944 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曾经写了一份材料，检讨上述的以及其它方面的缺点错误。毛泽东同志作了批示，指出：“个人，同整个党一样，都有一个觉悟过程，文内所说，都是这个觉悟过程中的事。其中有些我还没有做到，我还要努力。”毛泽东同志的批示，亲切感人，帮助我正确对待缺点和错铸启发我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觉悟，把工作做好。至今，每念及此，非常感激毛泽东同志对我的勉励和帮助!

　　如前所述，“牺盟会”、“决死队”和其它新军部队，都是由我党发动组建，并始终在党的领导和指挥下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可是，在10 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却极力歪曲和伪造历史，公然把山西新军诬为伪军，把“牺盟会”诬为‘反动组织”。

　　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1979 年0 月12 日，我写信给邓小平同志，说明应按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山西栖盟会和新军所作的肯定评价，恢复参加这些组织成员的革命历史和荣誉，并请尽快做出定论。邓小平同志于第2 天即作了肯定的批示。他说：“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应予澄清。”

　　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经报请党中央同意，于同年12 月7 日发出通知规定：

　　“栖盟会”、决死队和其它新军部队，都是由我党发动组建、并始终是我党领导指挥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所有‘决死队’(包括工卫旅、政卫队、暂1 师等部队)成员的这段历史，都应从他们参加决死队之日起计算军龄。”

　　至此，在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下，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由我党领导的牺盟会和山西新军斗争历史的本来面目终于恢复了。它们创造的业绩，作为伟大抗日斗争史册的一页，又重现光辉。我和许许多多同志一样，感到无限欣慰。

　　( 1987 年4 月7 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