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阎锡山追于形势，总还是朝着联共、抗日的道路犹犹豫豫地迈了一步。我党中央很注意这种动向，在1936 年5 月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发表《 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之后，毛泽东主席又致书阎锡山，倡议联合抗日。阎锡山向他的核心组织“山西省自强救国同志会”的干部委员们提出.在日军进逼晋绥的情况下，应否联共抗日了表示赞同者超过半数。这种在阎锡山集团内部发生的有利干抗日救亡的一定程度的分化，也促使阎确定走有限的联共、抗日道路。但是，阎锡山不愿意明确提出联共抗日的政治主张，更不愿意直接接受共产党的口号。因为这样做，表现不出山西的“独立性”;而且是冒更大的政治风险。于是，他构思一种“新”策略：起用一些坚决抗战又在山西有一定号召力的共产党人，但以山西的杭日进步分子名义，而不能以共产党的代表或共产党员的面目出现，采取共产党的某些进步口号和措施，但在提法上换成“山西语言”;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但要打着山西的旗号.实际上允许共产党员的坑日活动，但不准共产党在山西公开化、合法化。1936 年秋，他成立新的团体“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以下简称牺熟会)，就是运用这种“新”策略的最初尝试。

　　成立牺盟会，最初是由“山西省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宋劲文、戎子和、刘玉衡、张隽轩等倡议的。他们积极响应中国井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对于促成这个组织起了重要作用。牺盟会原取名“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 因阎不同意而更名为“山西栖牲救国同盟会”，才得到他的批准。这个抗日救亡团体，是在1 936 年9月18 日，即九一八事变5 周年纪念日发起组织的。10 月15 日公开发表成立宣言和工作纲领，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不分党派联合起来”的口号，10 月18 日在太原海子边公园召开万人宣传大会，散发了《大会告同胞书札这在全国以至海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进步人士和抗日团体发来函电表示热烈支持。日本帝国主义愤怒地向阎锡山提出抗议。蒋介石的外交部以及阎锡山周围的反共顽固势力，也一再要求取缔牺盟会。这引起阎的疑惧，刚刚成立的牺盟会，工作就被迫停顿下来。

　　其实，阎锡山还是想把牺盟会办得有点声色，帮他打开点局面。他知道，要做到这一点，需延揽一些真正的共产党人。以前，他从北平请过进步教授，让他们讲学，没有起更多作用;他还任用过我党的几个变节分子，但这种人名声不好，不能帮他多大的忙，有时还帮倒忙。

　　从我党来说，在蒋介石依然拒绝第2 次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很有必要在华北突破一点，去影响和推动全局。当时，摆在华北地区党组织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坚决执行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在这一工作中，既要团结反日的基本力量，又要通过谈判、协商和必要的妥协，让步，争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一切可能合作的分子，包括阎锡山这样的地方实力派，以利于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发展。

　　那时，华北杭日救亡运动的形势很好，一些地方党组织迫切要求上级派干部去领导开展工作。可是，干部十分缺乏，派不出去。北方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积极设法进一步营救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里的共产党员，使他们免遭毒手和早日出狱为党工作。我和几位同志就是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被派往山西的。我是1926 年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共产党的，先后担任过支部书记、部委(区委)书记、山西临时省委委员。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被反动当局通辑，于是离开山西去夭津，在顺直省委(后改称北方局)军委工作。1931 年，在北平被奉系军阀逮捕，和其他一些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一同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分院，即草岚子监狱。1936 年8 月下旬，我和其他一些同志正淮备出狱，阎锡山派郭挺一来邀我回山西工作。郭是我的同乡、同学，大革命失败时被捕，坐牢8 年后投靠了阎。见面后，我以为他还是共产党员或者同党保持着联系，便告诉他，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反省政策”, “家里”正在营救我们出去(郭回太原后把我讲的都报告了阎)。他提到阎邀我返晋工作事，我当即婉言拒绝。过了几天，阎锡山又电请我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我及时向北方局指定的联系人徐冰同志作了汇报，并表示不愿回山西工作。因为我过去一直做党的秘密工作，从未做过上层统战工作，也不愿意同阎锡山这样的人打交道。

　　当时，北方局的书记是刘少奇同志，他也是党中央的特派员，化名胡服。第2 天，徐冰同志告诉我.胡服同志说，现在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阎锡山派人找上门来，机会难得，不想去，大概还是认为我们只应当做基层群众工作，不应当同阎锡山合作抗日，这是对正在发生大变化的形势认识不足。

　　我请求先回离开近10 年的山西了解些情况，看能否有所作为，然后再定，北方局同意了。我于1936 年9 月回到太原。到后第2 天，阎锡山就派梁化之(阎锡山的表侄和最主要的幕僚，阎把他作为政治继承人培养)来约见。我要求推迟见面，得到他们同意后，便开始访问和调查工作。当时我党在山西的地下组织虽遭严重破坏，但仍有少数党员在秘密进行工作，几个有联系的党员向我提供了一些重要情况。此外，我又我到几个同学，并通过有关人士介绍，接触了1个同阎历史渊源很深的叫傅存怀的老军阀和几个常在阎身旁的人，包括阎的l 个儿子，从他们那里了解了一些内幕。

　　我了解到，阎锡山之所以邀我回山西工作，除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这个主要因素之外，他的亲信赵戴文(曾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长)、赵丕廉(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和梁化之的推荐也起了重要作用。二赵是我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前后任校长，梁是我的同乡和高我两年级的高小同学。阎的封建意识颇浓，素重乡土、师生等关系。赵戴文、赵丕廉、梁化之也是这样。所以，他们一再建议邀我回来“帮助阎先生做点事”，其中梁化之更为积极。

　　经过l 个月左右的了解情况，我认为在山西可以有所作为，于是向梁化之提出，我有些事倩还需要同远方的朋友们商量一下。随后他告诉我，阎先生说这是应有的一着。我回到北平，向北方局作了汇报。我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尚未形成的时候，山西出现的变化十分重要。它有利于我们发动群众和培养千部，在山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通过我们的工作，可以把山西当局的有限抗战发展为真正抗战。

　　我还提出回山西后的工作方针，主要是：一、首先争取站稳脚跟。不搞“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不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做山西当局根本不允许做的事情。二、踏踏实实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不怕到山西当局上层机关去活动，不怕戴“官办团体”的帽子。但要注意不图虚名，不做“清客”，不“抬轿子”。三、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积聚力量。四、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领导权向题上决不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