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局批准了这些方针，并决定成立由北方局直接领导的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员会(公开)，由杨献珍、董夭知、韩钧、周仲英同志和我组成，由我担任书记，立即去山西工作(以后又陆续增加了11 位委员，都是经过北方局个别派去的，他们是：冯墓平、廖鲁言、王鹤峰、傅雨田、李力果、刘有光、侯振亚、唐方雷、牛荫冠、刘亚雄、谷景生同志)。这个公开的工作委员会，是做抗日救亡的公开工作，包括在阎锡山那里做抗战的准备工作，但组织是秘密的。北方局规定，它同张友清同志负责的专门领导党的秘密工作的中共山西临时工作委员会(1937 年10 月改称中共山西省委员会)，在重要政治行动上相互配合，但不发生横的联系。公开的工作委员会没有专门的会议制度，也没有用它的名义做过成文的决定和指示，我们基本上是用碰头的方式来商量工作和进行领导。

　　1936 年10 月下旬，我们5 个人作为抗日救亡活动家到太原。我很快同阎锡山见了面，在座的有赵戴文、梁化之。寒暄几句之后，我说山西当局对我是有通缉令的。阎当即表示：通缉令取消，这次是请你回来的。我说：这次回来，是在阎先生领导下做工作的，有几件事，用家乡话来说，“先小人，后君子”，说清楚才好共事。阎说，以后是自家人了，有话好说。我提出3 点要求：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刃说话、办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我要经常宜传抗日救亡，不应受到限制，第二，我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给予实权和方便，对我荐用的人要保障安全。阎一一表示同意。赵戴文在一旁说，还有一条，就是不要挖山西当局的墙脚。我笑着说：可以放心。从此，我们逐步与阎形成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阎锡山明知我们是有党的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除了郭挺一从北平回去向阎证实了这一点之外，国民党情报机关和国民党组织部长张厉生等也一再向阎通报过这方面的情况。而阎正是想利用一些共产党员帮他完成“保晋大业”，即保住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和利益。我们也明知，阎锡山不会根本改变他对共产党的立场，他不会同我们真正走一条路，同他的合作只是在抗日这个交叉点上走到一起的暂时同盟。

　　我们也正是要在合法斗争中，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前途如何，双方信心都很大，关键就看形势的发展和策略的运用了。我们要在阎锡山的地盘上和组织里发展抗日的力量，一定要取得阎的信任。阎为人狡诈，城府很深。我们尽量采取以诚相待的态度。我们不回避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当然也不公开讲明。我们常说有的事要同“远方朋友”商量，我们用‘远方朋友，介绍来的人，阎锡山都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们讲真话，他倒觉得可以共事，反而比较放心了。在工作初期，我们十分谨滇，尽可能说“山西话”，使用阎锡山“创造”的比较进步的名词，不办山西当局不允许办的事。这样做，我们就取得了合法地位，站住了脚。

　　我们首先接办和改组了牺盟会，阎锡山仍任会长，梁化之仍任总千事，由萤天知、韩钧和我加上原来的戎子和、宋动文、刘玉衡、张隽轩等组成牺盟总会的领导班子，实际工作由我负责。我们按照“站稳脚跟，抓住实权，多做实事，反对空谈”的方针，当时侧重反对冒险主义的思想和做法，逐步展开了工作。行将夭折的牺盟会开始活跃起来。

　　工作重点转到掌握武装上

　　1936 年冬，形势继续严重恶化，日军己经侵入山海关，直接威胁平津，战火将在华北大地燃起。武装斗争必将成为抗日的主要形式。根据党的指示，牺盟会十分注重组织群众，培训军政干部，为建立武装做堆备。

　　这时，阎锡山也想扩军，并且想改用新的旗号。他在一次高干会议上要大家讨论：如果日本人打进山西来，我们怎么办?参加会议的人都发表子意见，但他一直不表态。他到底在想什么份公开工作委员会经过研究，认定阎锡山想扩军，又苦于无力征兵，于是让董天知同志去试探一下。董在一次会上向阎表示：日军进逼，晋绥首当其冲，不成立一支保卫桑梓的强大部队，就不足以抵抗日军人侵。阎锡山听了喜形于色。成立一支新的部队，这也是我们竭力主张和争取的。为了给建立一支能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军创造条件，我们提出趁各大中学校放寒假的机会，招收部分青年学生，接受短期训练后即派往各县进行抗日救亡的宜传工作，并在这个基础上征集2 万名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学员。同时，‘建议改组和扩大军政训练委员会领导的军政训练班，组建民训干部教练团，以培养抗日救亡的军事、政治干部。这些建议得到阎锡山的同意，并决定由粱化之协同我主管上述训练工作。

　　与此同时一，牺盟会决定组织一支抗日宜传队，命名为“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训练班集训了960多名来白太原的进步学生，然后派到各县。当时正值绥东抗战胜利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群情高涨，仅3 个多月，就发展了20 多万名牺盟会员，并动员1. 3 万多名知识青年报考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接受政治、军事训练。同时，加强城市群众的发动工作，组织以城市工人和青年为主体的抗敌救亡先锋队。

　　先后举办的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13 个干部训练机构，共训练了2 万多名知识青年。其中，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千部教练团是两个主要训练机构，在这里学习的4600 多名学员中，除山西青年外，还有从全国22 个省市来的青年以及来自东南亚的华侨。这些训练单位，实际上成了我党的军政干部学校。经过培训的进步青年，后来绝大多数成为山西各级党组织、新军各部队和各地民主政权的骨千。

　　1937年7 月7 日，中国人民的伟人抗日战争开始了。事变后的第2 天，中共中央发出宜言，号召实行全国总动员，各党各派各阶层人民和一切军队一致抵抗日本的侵略，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 月，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指示全党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北方局随即向我们指出：1 年来，你们在山西站住了脚，打开了局面。但是，一定要看到，全国的政治形势随着抗战的开始已经进入新的阶段，现在是来潮，是高涨。不要等待，要大胆前进。要遵照洛川会议精神，努力使自己成为抗战的核心，不要怕打破阎锡山的框框，要切实掌握领导权。只有我们的力量壮大到足以控制局面，同阎锡山的合作才能继续保持下去。在重大的形势转变关头，党中央和北方局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斗争的方向。

　　抗战开始后不久，日军即占领北平、天律，很快又侵入山西。晋绥军和前来增援的蒋介石中央军，相当一部分一触即溃，或者闻风而逃。阎锡山对旧军已失去信心。于是，我再次建议组建新军，对阎说：看来仅靠旧军不行，必须尽快组建一支新军。他很快同意了，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要我负责先搞1 个团，试试看。我当即报告北方局。刘少奇同志说：好.赶快去!要抓枪杆子_不要说1个团，就是1 个营l 个连，也要坚决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