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家乡健在的百岁老红军赵世新。

    2014年8月初的一天，百岁老红军赵世新，在儿女们的陪同、呵护下，从四川成都乘坐汽车出发，不畏长途颠簸，来到位于甘肃省康乐县八松乡新庄村马家寨的老家（今侄儿子赵玉林家），看望亲朋好友，以及家乡的巨大变化。

    乡亲们闻讯后，争先恐后地前来看望这位老红军，和他握手问好，祝福他健康高寿，永享天伦之乐，赵爷爷也多次邀请马家寨的老人们，到家中来见面叙旧，促膝畅谈家乡从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笔者于8月9日引导康乐县文体局的赵文诚、漆永平两位科长，和工作人员高中坚，原局长徐正文同志等一行五人，专程去看望和拜访了赵世新爷爷。因为赵爷爷的两个侄孙子，赵睿智和赵睿丽都是我在八松中学三年前教过的学生，在他们一家人的介绍下，赵爷爷的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都非常殷勤地接待了我们，并且传达给了正坐在隔壁小屋沙发上，戴着耳机收听新闻节目的赵世新。我们刚走进了赵玉林新翻修好的东面平房时，一头银发，穿着棉衣、棉裤的赵世新爷爷右手柱着拐杖，精神矍铄地慢慢从隔壁走出来，笑容满面地和我们一一握手，对我们几人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且还用手指着北面砖木结构的红色瓦房说：“一百年前的农历五月，我就出生在这一面的老房子里。”这一句朴实的乡音，猛然间就拉近了我们与赵爷爷的距离，老人的视力和听力都还可以，尤其是记忆力好得惊人，通过交谈我们对这位曾经从家乡走出，至今还健在的百岁老红军，产生了崇高的敬意：

    赵世新，原名赵根富，曾用名赵咸富，字觉民，男，汉族，1914年农历五月，出生在甘肃省康乐县八松乡新庄村马家寨（侄儿子赵玉林家），为了逃难，于1928在临洮参加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五路25师75旅某团2营7连部，当了勤务兵，1929年冬天，部队到开封，1930年到26军当了号兵，1930年从南昌步行到达江西宁都，1931年12月5日在江西宁都起义参加红军，1933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和解放初的贵州剿匪等战斗。历任马夫、司号员、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汽车团团长等职务。1963年8月调到四川省建设厅工作，后来建设厅改为建工局，后又将建工局改为建筑总公司，赵世新就在四川省建筑总公司供应处处长的位置上，整整干了十九年的时间。

图为老红军赵世新在给笔者讲述他当年艰苦的战斗历程。

    1982年12月从四川省建筑工程总公司离休，现在享受省部级政治、生活待遇，生活上有交通费，书报费等，现居四川省成都市马鞍西路，老人说：“单位分的住房是大套，很宽敞。六个子女，四个都在成都工作，都分了房子。”

    赵老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事业，他当年驰骋疆场，浴血奋战，九死一生，历尽艰难险阻，一心跟党干革命，他的经历是光荣的，他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崇敬，值得我们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他仍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服从党的安排，又把自己的一腔心血，倾注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他一生的道路是曲折、坎坷的，他涉过千山万水的足迹，已深深印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征途上。但他谦虚地说：“我没什么贡献，只是跟着党奋斗了一生”。离休时他已年近古稀，仍不辞劳苦给机关干部、职工、学校师生作革命传统报告，受到社会的崇敬，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革命”、“老红军”。

    他们这些离休干部有一个党支部，有50多人，总公司开党代会，都选他为代表去参加，有时开其他会议，也邀请他参加，组织上对他是既重视又关心。

    赵爷爷非常谦虚地说“我是一个老党员、老红军．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不短，但我对革命没有什么贡献，只是跟着党奋斗了一生，我离休时已年近古稀，但我怀着“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愿望，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发挥余热，为四个现代化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图为家乡健在的百岁老红军赵世新爷爷在自家院里柱杖欢送我们。100年前赵爷爷就出生在身背后砖木房前身的老屋里。

    他还多次主动给机关干部、职工、学校师生作革命传统教育的报告。以自己的亲生经历，所见所闻，教育青年一代，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投身于祖国的四化建设。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化，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全面贯彻邓小平理论，身体力行“三个代表”，积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时，利用探亲访友、回家叙旧等多种机会，对许多亲属经常进行忆苦思甜和艰苦奋斗的教育，教育他(她)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要经得起金钱的诱惑和考验，继续保持和发扬中国工农红军战士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要“一切向钱看”，要树立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遵纪守法。由于他的言传身教，每一个儿女的家庭，都有团结和睦的好家庭。

图为家乡健在的百岁老红军赵世新在老家门口和来访者握手告别。

    赵世新，原名赵根富，曾用名赵咸富，字觉民-男，汉族，出生于1914年农历5月，原籍甘肃省康乐县八松乡新庄村第六社（今马家寨）。

    1931年12月5日在江西宁都起义参加红军，1933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参加过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贵州剿匪等战斗。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副团长、团长、第五兵团直属队指挥科长等职务。

    1982年12月从四川省建筑工程总公司离休，现在享受省部级政治、生活待遇，现居四川省成都市马鞍西路19幢3楼15号。

    为了抢救历史资料，我乘他回家探亲之机，邀请来县政协、县文化局的领导，专程去看望和采访他，请他作了报告，并帮助他整理了他当年驰骋疆场，浴血奋战，九死一生的革命回忆录，赵老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事业，历尽艰难险阻，一心跟党干革命的一生，他的经历是光荣的，他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崇敬，值得我们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他仍保持着红军战士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服从党的安排，又把自己的一腔心血，倾注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他一生的道路是曲折、坎坷的，他涉过千山万水的足迹，已深深印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征途上。但他谦虚地说：“我没什么贡献，只是跟着党奋斗了一生”。近几年来，在他左眼01、右眼0 01的情况下，仍不辞劳苦给机关干部、职工、学校师生作革命传统报告，受到社会的崇敬，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老红军”，“老革命”。现将他的革命经历，分几个部分整理如下，以供广大文史资料爱好者斧正、指导：

    一．历尽苦难去参军

    我五、六岁时，家境贫寒，父亲赵老大因贫苦得病，无钱医治，不幸病逝，丢下奶奶、母亲、兄弟、嫂子、侄儿子共13口人。大哥赵宝寿，为了全家人的生活，挑起家务重担，四季不停，到处奔波，因为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人世。1928年，临夏地区发生叛乱，有一天，一伙土匪骑马闯进我家抢劫，因无钱、粮可抢，就把二哥赵来财杀害。在旧社会一没有条件念书，是在艰难困苦中长大的，我当时钻进废墟的杂草之中，幸免于难。为了活命全家逃往临洮避难，半路上奶奶、三个侄儿，被饥饿、病魔双重折磨，夺去了生命；二嫂、三嫂都走失，生死不明；我在逃命途中晕倒不省人事，被好心人背到苏集，才苏醒得救。天灾人祸，使我家破人亡，十三口人只剩下母亲、大嫂、三哥、我和五弟。五人逃到临洮，举目无亲，白天要饭，露宿屋檐下，过着饥寒交迫的流浪生活。由于兵匪横行，灾荒连年，逃难人群剧增，全家人终日乞讨不到一顿饭，在死亡的威胁下，我母亲才下了狠心，说服了夫死、子亡与我们患难与共的大嫂改嫁另谋生活；同意三哥赵跟财参加了冯玉祥的国民军，给一个排长当了勤务兵，只剩下母亲、我和五弟相依为命，继续讨饭度日。不久因为生活实在无着落，我便去临洮东乡给一家富户打短工，只给我饭吃没有工钱，秋收后又辞退了我。母子三个又在一起讨要过生活。由于生活艰难，亲人离去的悲伤，饥寒交迫的折磨，可怜的母亲一病不起，含恨逝世了。幸好我三哥侍候的排长心底善良，给了两块银元，买了两页竹席才将母亲遗体卷裹后，草草埋葬于临洮南城壕内。但没过两天，被野狗们挖出来吃了，我兄弟二人哭了个肝肠寸断，死去活来，从此，留下我兄弟二人孤苦伶仃乞讨度日。一次我去一户有钱人家打水，被恶犬咬伤左手腕，流血、流浓达八个多月才好。过了不久，我三哥所在的部队要开走，二哥叫我也随军一起走，当时五弟八岁，难以独立生活，若不参军，两人一起继续讨要，又难保全生命，迫于万般无奈，只好忍痛割爱，把五弟送给当地一位无儿无女慈善的老妈妈为养子，兄弟俩抱头痛哭了一场，洒泪分别后，我就到冯玉样的国民军第五路军25师75旅×团2营7连部去参军当了勤务兵。时隔不久，部队就开拨了，途径洮沙、关山、兰州，驻进拱星墩兵营。1929年春部队由兰州开往河南开封，在开封驻扎时一位朋友告诉我说，三哥有病，我准备第二天去看望，不幸得很，当夜部队就奉命出发了，探望未能如愿，就这样又和三哥生生离别了，从此，天涯海角下落不明，至今生死未卜。

    1929年残冬，冯玉祥的25师继续东进，出潼关，经陕州到开封。1930年初春，蒋、冯、阎中原大战，冯、阎失败，蒋介石把国民军第五路军，改编为二十六路军，师、旅、团、营、连的编制没有变，这时我仍在该军的25师75旅×团2营7连当司号兵。

    1930年3月15日，我所在部队，要通过郑州铁桥，撤向黄河以北，当时，北面桥头有蒋介石的步兵拦堵，天上有飞机扫射。部队辎重、骡马滞留桥头，拥挤成灾，兵败如山倒，部队失去控制，纷纷丢弃武器、物资，蜂拥上桥，挤满八华里长的桥面。恰在这时，一辆火车从桥对面开来，桥上士兵有全部被轧死的危险，在这危急关头，先头部队用枪、手榴弹猛打，火车后退，才免遭一场大难。有百分之一、二十的部队带着枪、弹过了黄河，也有的被当地的“红枪会”将枪、弹收买或被强行夺走，部队溃不成军．失去了战斗力。

    1930年8月15日过了黄河铁桥，经黄河北的修武、辉县、获嘉．住在获嘉县的东关。当时蒋、冯、阎大战由于阎锡山倒戈，冯玉祥主要将领韩复渠等投靠了蒋介石，逼使冯玉祥下野。原第五路军改编为26路军、师、旅、团、营、连编制末变，我就当了号兵，仍在原部队。

    1931年，二十六路军被调往江西准备“剿共”，部队从黄河北获嘉县新乡、山东曹府州、济宁到江苏蒲口(南京下关蒲口)。从蒲口改乘轮船到江西九江、南昌，又从南昌步行到达江西宁都。

    二、宁都起义当红军

    部队到宁都后，驻了一年，我所在的部队是75旅1团2营，驻扎在城外二十华里的天门寨，减员很大，一是当兵的多是北方人，特别是陕、甘两省的人员最多，到南方后不服水土，吃的又是糙米、茶油、花生油，供给太差，很多人不适应，泻肚子；二是打摆子(疟疾)，发冷发热，又得不到治疗，很多人都染了这种病：三是疥疮，大部分人都长了疥疮，全身是脓包。此外南方蚊虫多，雨水也多，蚊虫咬了雨水一浇，便化脓溃烂。由于上述原因，死了很多人，我们7连初到宁都时有90多人，最后只剩了50多人，有的连只剩下30多人。开始时，为解决部队吃的面粉问题，把所有马匹集中起来，从南昌运面粉，后来由于骡马也不服水土．差不多死光了。运面粉时因为路途远，而且雨水多，面粉被雨水淋湿，等运到宁都，好些发霉了，我们就吃这发霉的面粉，部队情绪非常低落，许多高级军官多次请求蒋介石换防，蒋介石只是口头答应，却不见行动。在此进退两难的时刻，中共中央派刘伯坚来到宁都(刘伯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曾是冯玉祥部队的党代表)，当时，宁都城里由74旅(手枪旅)驻守，戒备很严。刘伯坚他们化装成卖柴的农民才混进了城，以后又和总参谋长赵博生接了头。据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有三个共产党员被留在二十六路军，具体是谁就不知道了。

    我们是75旋1团2营，住在宁都城外20多里的天门寨，营长是河北人，带2营去南昌给部队领军衣，我当时正”打摆子”，跟其他病号和一些老弱人员留下来，到晚上，红军小部队常来袭扰，就要求移住城里。军衣领来以后，我们2营也住在城里。有一天连部通信兵从街上回来，拿了些毛巾、肥皂等日用品，并说“城里乱了，都在抢东西”。
有一天师长李松琨到我们连里来了，带了四个马弁，他和一个马弁化装成老百姓，我们连长带了20多个人，从东门强行送出了城．营长也一同去送，部队起义的头一天，营长也跑了。

    1931年12月14日晚，赵博生在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小楼里，以参谋长的身份，设宴请客，邀请团以上的军官们都来参加。等到人员都到齐以后，他就从国内形势讲到二十六路军的处境和出路，最后当众宣布二十六路军起义的决定。当时，八十旅旅长王天顺跳下楼去，紧接着另外两名军官也跳下了楼，想要趁机反抗。事先埋伏在楼下的特务连(特务连的人员精悍，装备精良)，听到了赵博生发出的信号后，便拥上楼，把几个拒不起义的反动军官被生擒活捉了，这些人以后怎么处理掉，就不得而知了。当晚宁都城里实行戒严，以防后患。

    15日清晨9点钟，二十六路军17000多人，在宁都城南门外一片空地上全部集合，由二十六路军军长董振堂公开宣布起义，传下命令，叫扯掉帽徽和胸章，就这样部队起义了。我便成了红军战士，从此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部队起义后出发往南走，调往中央苏区九堡，路上遇见了很多老百姓，抬着担架。他们说“是去宁都抬病号的”，行军中，我看见一个人臂上戴着红袖章，写着“赤卫队”几个字，当时我还小，不解地问连长：“什么叫赤卫队?”连长说，他也不知道。又走了一段路，有约一个排的队伍，穿着灰布军衣，身上插着用纸做的小红旗，喊着：“欢迎新同志！”等口号。后来，到了一个镇子上．老乡们准备了很多的猪肉等食品，部队一下子抢着要扛，老乡说：“不用扛，这是慰问你们的”。对一路上的见闻，我迷惑不解。第二天，我们的连长不见了，大概是跑了，我们连由一排长带着。就这样到了中央苏区。

    部队到苏区后，在九堡整训，每天都是听报告、开会、学习，上级反复给我们讲“什么是红军”，“为什么要当红军”，“为谁当红军”的道理，用以提高思想上的认识。

    经过一年的教育，我们的起义部队被整编为红军第6军团，原74旅旅长季振同志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军，董振堂任13军军长，赵博生兼14军军长，原一团团长黄中岳任15军军长。同时中央又派肖劲光担任军团政治委员。

    1932年一年内没有参加过什么战斗，主要是进行整训，在整训中．连长、营长都调去受训，换来的都是一、三军团的干部，还派来了指导员，我们连派来个指导员爱挑毛病，大家很不欢迎，结果把他换走了，以后又派来一个，经过说服，大家不再反对了。我们这个部队过去打的正规战、阵地战，对于游击战不会打，所以主要是训练游击战术。由于长时期的整训，指战员都产生了急燥情绪，纷纷议论：“我当红军就是来打仗的，别的部队都在打仗，我们为什么不打仗？”。

    1933年，红5军团开赴前线准备参加战斗，第一次是打赣州，红5军团是配合红3军团的，红3军团是主攻。当时执行王明提的口号“打到武汉去过中秋节”，后来又喊“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等，每次吃饭前都喊这些口号。
当时根据地都在山区，如闽、浙、赣边区，湘鄂边区，还有鄂豫皖都是贫困山区便于红军活动，开展游击战。但王明左倾路线非要红军打城市，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赣州敌人防守很严，有城墙，城壕里灌满了水，敌人在城外阵地上修了暗堡，把地堡周围的草皮全部都铲光了，并且撤上了一层滚豆沙，严防红军偷袭。敌人的重机枪地堡埋了一个水缸。半边在地堡墙外，半边在墙内，便于从外面灌水，从里取水。有天晚上，我跟连长去摸敌堡，没看见一下掉到水缸里，敌人发现有人偷袭，机枪打起来了，我爬出水缸，又被沙石滑倒，滑到坡下才脱了险。

    攻城时，我们扛着稻草和木板，先用稻草把城墙边的壕沟填满，再铺上木板，扛上梯子去爬城，这些都是在白天，在敌人的火力下进行的。因此，部队伤亡很大。过样的打法违背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毛主席是主张打游击战、运动战的。这时第三国际的代表李德掌握着军事指挥权，中央负责人博古是听李德的，所以尽吃败仗，当然也打了几个胜仗，如我们在东陂和黄陂，这是两个大镇子，我们得到消息，国民党59、52两个师，发了新式武器，如重机枪等原本不会使用，准备到宣黄去训练。我们红5军团的任务是迎头阻截敌人，1军团到两侧埋伏，3军团包抄截后路，待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时，发起攻击，战斗打得很激烈。这次战斗歼灭了敌59和52两个师，敌52师师长李明受伤被抓，敌59师师长陈时骥化装成士兵，混在俘虏中也被我们清查出来。

    我军还缴获了敌人的电台，我军用敌52师师长的名义，给陈诚和毛炳文发了电报，意思是52师被红军包围，请求增援，陈、毛回电说：“已派11师来东陂镇堵截红军后路”。当时战斗刚刚结束，战利品很多，特别是武器弹药，到处都是，枪都没拣完．部队紧急转移，在大雨中撤离了东陂。我扪被撤回根据地，老百姓杀猪宰羊慰问我们。话剧团也来给我们演戏。我记得给敌52师师长的大衣背上缝了一块白布，上面写着“活捉白军师长耍把戏”，由朱总司令陪着到各部队和战士们见面，朱总司夸说：“这就是白军师长，我们不是说过活捉白军师长耍把戏吗”。随后又叫敌师长讲话，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东陂战斗结束后，部队整修了20多天，体力也恢复了，敌11师又来了，沿途受到我军的袭击。

    打敌11师是在草台岗打的。敌11师是国民党的王牌部队，号称“常胜军”，非常骄横。这次我们是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先派小部队引诱敌人到草台岗把它包围起来，敌师部就在山顶上，用白布给敌机发了信号．但双方部队离得很近，敌机飞得很低，也分不清敌我，无法扫射。我们攻上山顶，敌师长自杀了，战斗打响不到4小时，就全歼了敌11师。战利品很多，到处都是部队，担架队都去拣，地方政府也派人帮助我们打扫战场。

    1933年1月，我5军团和3军团、1军团共同打了黄狮渡和浒湾战斗。开始红3军军团和红5军团，在黄狮渡消灭了敌第5师一个旅的大部分，俘虏一千多人，敌旅长周士达也被活捉。紧接着就进行浒湾战役，敌人调集了14个团的兵力，向黄狮渡进犯，敌人先抢占了有利地形，又用飞机、大炮猛烈向我阵地扫射、轰炸，战斗非常激烈，经一天一夜的激战，敌人全线溃退。真是兵败如山倒，大家抢着抓俘虏，缴武器，敌人一个机枪连顺山沟逃跑，被送饭的炊事员发现，这个炊事员把扁担端起来大喊，“缴枪不杀！”又叫他们把枪架起来，人到一边集合，敌人摸不清虚实，赶紧把重机枪架起来退到一边．炊事员忙喊部队，押走了俘虏，战斗基本结束后，军团首长们在阵地议事，突然一颗流弹打中了赵博生同志的头部，他就在当场牺牲了。

    1933年6月．红军全军出动，在广东南雄的水口镇打了一仗。天气很热，这是一场恶仗，打得很激烈，前沿阵地上有一个连队支持不住撤了下来，牵动全线动摇，情况十分危险。在这紧急时刻，军团部特务连冲上去夺回了阵地。其他部队也发起反击，才稳住了阵脚。这次战役是朱总司令指挥的，第二天朱总司令来到我们连阵地上，见了面就问我：“小鬼，你吃饭了吗?”我回答说：“吃过了，总司令您吃了吗?”总司令说没吃，我就去弄了些饭，总司令吃了，我又从一个水坑里舀了一缸子水，总司令喝了。临走时对我们连长说“好好坚持”。最后我们终于打败了敌人陈济堂的12个团，取得了水口战役的胜利。

    我原在红5军团2营，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我们团长也负了伤和我一起住院，出院后团长调到补充师当师长。临走他带我去了补充师，这个师主要是训练新兵，1933年8月1日我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介绍人是团青年干事张凤保同志．同年十月转为中共党员，介绍人仍然是张凤保司志。1934年补充师归红军3军团。从此，我也到了3军团。

    1933年以后，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严密封锁，不让商人向苏区贩运粮食、医药、布匹、食盐等生活日用品，红军的吃穿用品纸张，药品等十分紧张，根据地不产盐，外面运不进来，一块白洋只能买三钱盐，致使红军供养严重匮乏，武器弹药很少，红色根据地的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环境很艰苦，斗争十分残酷，战斗中我们把弹壳都拣回来，交给自己的工厂翻造，手榴弹也是自己造的，由于原科缺乏，不说质量好坏，数量也很少，这主要是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的。

    毛主席指挥我们打游击战时，在运动中消灭了敌人，用缴获的物资装备自己，所以困难不太大，后来李德他们专打阵地战，说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不仅部队损失很大，而且根据地也一天天缩小，部队吃饭都成问题，开始每顿每人两小碗米饭，由于不好分配，后来江西有种蒲草，能织席，就用蒲草编成小草袋，先把米装好，然后蒸熟，不管男女老少，一人一袋。第四次反“围剿”胜利时，江西根据地有30多个县，由于博古、李德采用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的战略部署，执行了左倾错误路线，导致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后，红色根据地减少到11个县。同时敌人从四面“围剿”，广东有陈济堂，湖南有薛岳，还有白崇禧，李宗仁的部队四面进攻，形势对于我们是非常不利的。

    在根据地兵源很缺乏，45岁以下15岁以上的男人都当了红军，甚至12、13岁的小孩子也参加了红军，当宣传员，写标语，后方部队，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学校等机关大多是女同志。江西的女同志很能吃苦很能干，抬担架的也是女同志。

    以后蒋介石又实行堡垒政策，到处筑碉堡，围困红军和苏区，博古、李德等人又提出“两个拳头打人”，也命令部队筑碉堡。我们连挖了很多山洞，还挖了放东西的洞，还搭了锅台，储备了柴草。第五次反“围剿”，由于执行左倾路线，部队损失很大，根据地越来越小，处于完全失利的境地．红军在苏区不能立足，不得不撤出根据地。

    三．艰苦卓绝走长征

    1934年10月，红军从江西苏区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时，我在红三军团炮兵营当司号员，红军离开江西瑞金时，也没搞什么动员，只是给大家说要转移，要走远路。因为说转移，就是到另一地方去安家．所以许多笨重的东西都带着，特别是中央机关，许多机器、印刷机都抬着走。我当时在军团炮兵营当司号员。有两门山炮，拆开采，沿路雇佣民夫抬着走。敌人尾追堵截，部队伤亡很大。

    红军撤出江西后，先过于都河，经广东、湖南、广西、云南，随后转入贵州的黎坪，进行休整。党中央在这里开了会，有的人提出到湖南去和贺龙、肖克的二、六军团会师，二、六军团当时在湘鄂边也受到敌人的围剿。这时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都不同意去湖南，指出去湖南等于去送死，从而取消了去湖南的打算。这次会议还初步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并精减了机关，充实了战斗部队，丢掉了笨重的和不必要的东西，中央机关的很多机器都埋了。当时有在贵州、遵义安家的想法，不久，部队继续前进，渡过贵州赤水河，到达土城，与贵州王王家烈的二十六路军展开激战，他的部队不行，尽是“双枪兵”(烟枪)，他的12个团我们干掉8个，战壕里打死的敌兵有的手里还拿着烟枪。

    进入广东境内，守敌在一个树林里用竹子搭成房子守着，听说红军大队人马来了，敌人先跑了。我们到后，见敌人一个排住在一个竹屋内，用竹子编了一张大床，编得很好。

    红军离开江西时，1、3军团是前卫，在前边开路，中间是中央机关，红5军团担任后卫，主要是堵击尾追的敌人，因为中央机关带的重东两多，行动很慢，敌人追得又紧，后卫部队就诸击，部队伤亡很大。红军从江西撒出时有86000多人，到达遵义时只剩下30000多人。

    部队进到湖南边境过改盘江．水不太深但水流很急，先派会凫水的人泅渡过去，在水面上拉一条粗绳，很多人拉着绳子过河，一次有近两个连的人，我一看要是绳子断了怎么办?我便从绳子上边爬过去，果然，绳子断了，冲走了200来人。

    红军进入广西，我们的任务主要是走路，所以尽量避开敌人．多数是在夜里走，离敌人远就点上火把，离敌人近就灭了火把摸黑走。而且尽是山区，路很小，有的地方甚至没有路。有一天夜里只走了三里路。山上长满了带刺的灌木树，衣服全被划破丁，很多牲口也丢了。有天晚上正走着，有几人打着手电过来了，有的战士便骂起来，走近一看是朱德总司令，大家不啃声了，有时候前面部队停着不走了，一问原因才知道女同志生孩子，贺子珍同志也是在这次转移中生了孩子，经董必武同志批准，把孩子送给了老百姓。部队一停，敌人就追上来，后面的部队就堵击敌人，要知道这一个孩子是用许多战士的生命换来的。

    在贵州渡过赤永河，在土城打了一仗，打了一天一夜，没有结果，部队又退回来。我们炮兵营当时有两门山炮，由于行动不方便，加上炮弹也没有了，在广西棠荫镇地区埋了一门。另一门在土城丢进赤水河里。开始战士们不愿意，后经周副主席说了才丢的。共有16门排击炮，也在土城毁了8门，因为没有炮弹，是自己销毁的。

    1935年1月红军到达遵义时，在娄山关打了一仗，是3军团打的。当时敌人先占了山头，我军往上攻，我们的宣传员打着竹板，鼓励士气。军团集中了包括我在内的十几个司号员吹冲锋号，部队攻上山顶，敌人溃败了，沿公路跑，炮兵用排击炮射击公路上的敌人，拦截他们，好让步兵赶上去消灭，红军二次进入遵义。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进行总结，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以及李德等在军事上的瞎指挥。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并且确定了红军北上的抗日的方针。同时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地位。这时候，毛主席没有接受党中央的领导职务，只是负责军事指挥，担任中央军委书记。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亲自指挥红军．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展开了异常灵话的运动战。整个部队朝气莲勃，面目一新。毛主席指挥红军于一月下旬从遵义出发，二渡赤水，再克遵义，一举歼敌20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三月中旬红军在茅台三渡赤水，进入川南，诱调蒋介石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层层设防。之后，毛主席又指挥红军突然由川南折回贵州，挥军东进，于太平渡四渡赤水，调头南下。三月底南渡乌江，直逼贵阳，佯攻黔东。当时，正在贵阳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前往救援，我红军弃贵阳不攻，分兵两路，一路直驱昆明，一路抵达金沙江边。蒋介石恐失昆明，忙调重兵救援。我军乘敌不备，又弃昆明不攻，五月中旬急速渡过了金沙江。至今，红一方面军跳出了敌人尾追堵截的圈子，为完成长征打开了胜利的局面。

    过了金沙江到会理，城里有守敌一个师，没敢出来，我军也未攻城，部队休息了几天，中央在这里开了会理会议。批判了林彪的错误以后，红军继续北上，到达彝族地区，他们的首领叫土司，刘伯承总参谋长和土司小叶丹交了朋友，喝了鸡血酒。彝族人民便很友好地欢迎我通过。通过了彝族地区，抵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渡口。太渡河是天险，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就是在太渡河边全军覆没的。当时蒋介石说，也要叫红军和当年的石达开一样全军覆没。在安顺场毛主席和刘伯承神机妙算，巧夺敌人的小船，派十八名勇士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乘小船强渡登岸，打败守敌夺了渡口，渡过了红军第一师。然后，红一师为右纵队，其

    余部队为左纵队，夹河前进直奔泸定轿。五月底，右纵队的22个勇士组成突击队，他们攀着铁索，冲破敌人的严密火力封锁，飞夺了天险沪定桥，使全部红军胜利的渡过了大渡河。

    我们炮兵营过了大渡河以后，已经不成营了，只剩下一个连的人。当时，军委的炮兵营和我们三军团的炮兵营合编为一个营，归属到三军团。

    随后往西走，就进入了藏族地区，是从黑水、芦霍过的，起初藏民因为不了解红军，不让我们过。后来我们派人谈判，说是过路的，不久就要走，藏民才允许我们进入藏区。我军刚进入藏区，因筹粮没按时开拔，藏民认为红军失信，经常在晚上来袭扰。他们把牛羊、粮食都藏到深山沟里，不让我们接近，这些都是发生在过雪山以前的事。

    以后部队出发，一直走的上坡路，地势越走越高，人烟也愈来愈稀少，也不见地面上有庄稼。晚上就在野地露营，一直走了十几天，到了雪山跟前，我们过的是川康边境的大雪山即夹金山。过山前连长给我们作动员，说山上气候多变，有时下冰疙瘩。有两个战士害怕了，被吓跑了。在行军路上，有一天在路旁碰到一个卖包谷花的老太太，我用两十钢洋买了一些，装在米袋中准备路上吃，过雪山前，听向导说，早些走可以躲过冰雹。过雪山时，我们连没有行军锅，过山前借了两口缸煮饭，饭没煮熟缸炸了，饭半生不熟，大家将就着吃了些。上山时很渴，又不准喝冷水，我实在忍不住，溜到连队后面，偷着吃了一茶缸雪。山上气候很冷．上到半山，下起了大雪，我就摸出包谷花边走边吃，一不小心，掉到雪坑里，只剩头露在外面。连部的卫生员来拉我，又够不着，那时我们每个人都背着一把伞，用伞把上的勾互相勾起来，才把我拉了上来。米袋子里的包谷花全部丢光了。一路上行军，我的鞋底被磨得很光滑，在雪山上一走就滑跤，鞋也丢了，只好光着脚走。等到了山顶上，我的大腿一下子全部冻麻了，连抬脚都很困难。许多人冻死在山上了。有一个炊事员背着行军锅，靠在路边上死了。下山时比较容易，连滚带滑，往下溜，下到半山，我的腿才慢幔地恢复了知觉，但是十个脚趾头的指甲，都冻脱落了。翻过雪山到达四川的懋功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在这里发动群众，打土豪筹粮款。

    因为语言不通，藏民经常来袭扰我们。这里山大林深，河流很多，有的河上没有桥，有的桥也被藏民烧了，藏民他们躲在树林里，遇上掉队的红军，就被他们用长把刀砍死，把枪夺去，这时，青禾快成熟了，我们把青禾穗揪来烧了吃，搞得满脸都是黑的。再就是挖草根，找野菜。拣到野菜先尝一尝，看有毒没有。我们在江西时，发的皮带，枪背带都是牛皮的，全都煮着吃了。

    有一次我去藏民家找吃的．只找到了烂牛皮靴子，拿回来洗挣了煮着吃，还找到了一条干猴腿，也烧着吃了。有一天我们出去找粮食，找到了一皮口袋粮食，拿半口袋送司令部的人。，有次我们上山去碰到一头猪，有人说是野猪，它见人就咬，差点咬住我的脚脖子，我一枪打死了，抬回来大家吃了。正在这时我得了痢疾，当时没药吃，只得喝冷水，也巧，还真喝好了。病中我碰上了杨尚昆同志，当时是我们三军团的政委．他问我：“小鬼．你怎么病了?。”我说；“这回怕活不成了”。杨政委说。“不要怕，我们要走了，要到你们甘肃去，你高兴吗?”当时筹集粮食是大事，大家都在找粮食，有一次军参谋长肖劲光带一个大队去找粮食和藏民打了起来．我们部队只是朝天放枪，而藏民是真打，结果粮食没有找到，还丢了两挺轻机枪。不久青禾熟了，我们就去拔，收回来打了粮食炒熟了，到水磨里去磨，有的人在磨面时睡着了，藏民便见机把人杀了，把枪抢去。后来，我们保卫处规定，不准一个人单独出去，有一次我们在山上找到两个藏民，一个是小孩子，问了两天，他们一句话都不说，没办法，只好把他们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