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校徽)
(在中条山战役时的团长照)
(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员证)
盟誓黄帝陵
我叫刘之泉,1919年“五四”前夕,出生于临洮县八里铺镇刘家崖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从小勤学好问,立志早日成才。15岁上在全省统考中,就从临洮中学以全县第七名的优秀成绩,考进了兰州中学,因为在校成绩也很突出,被学校选为学生会领导。在纪念“一二九”运动两周年的师生大会上,新任国民党甘肃省教育厅长戈武纪,在全省师生欢迎大会上责骂甘肃人的贫穷落后,愚顽不化,诬蔑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及其抗日主张,结果在刘真、杜林、方正江、安鼎铭、高尊翰(字建君)和我等几个学生会领导的联络下,在兰州中学、甘大、兰大等学校闹学潮,纪念‘一二九”运动,使得当时的甘肃省政府,迫于广大师生们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的政治压力,罢免了戈武纪甘肃省教育厅长的官职.事件平息后 ,我们几人后来都被学学校借故停课,他们五人去了延安,我因家贫无路费没去成,便考进了在当时因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迁址于陕西省渭南县终南山王曲镇,号称“天子门生”的胡宗南任校长的黄埔军校,七分校第十五期步兵科操训班学习。1940年5月毕业后,分配到驻渭南爱国将领卫立煌和陶峙岳将军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34集团军(司令官陶峙岳)——80军(军长孔令恂)165师(师长王治歧)494团(团长史进青)1营1连当见习连长,驻军曹家坡,连长是王庭贤(临夏人),一排长边超,二排长郭化如,三排长王之尊。那年月,为了激励抗日斗志,国民政府对黄帝陵拜谒极为重视,凡有条件者都去拜谒黄帝陵。我借驻地与黄陵县较近之便,与同伴去参拜黄帝陵,在那里抒发一个炎黄子孙,在大敌当前以热血和牺牲来抒展对国难的雄心,我和几个战友到黄陵县拜觐黄帝陵时,人人发誓那怕战死疆场也一定要“保护中华儿女捍卫炎黄子孙”,“宁愿当岳飞,绝不做秦烩”(见黄埔军校校徽,同学会会员证)。
血战中条山
(国民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正面)
(国民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背面)
1940年后,抗日战争处于敌我胶着的最为艰苦的阶段,抗战初期与日军几次正面交锋后,中国许多精锐之师受创颇重,伤了元气,而最致命的是国民党反动派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限共的政策,使抗战初期团结御敌的大好局面部分被破坏,白白送给日寇先前以武力也没能找到的突破口。1941年1月初,165师在师长王治歧的率领下,全部奉命渡过黄河,开拔晋南,从山西省三门峡进军到夏县,平陆保卫战胜利后跃进中条山,参加中条山保卫战,因为好几个月不通书信,和家人失去联系,父亲以为我已牺牲,急得哭瞎了眼睛。当时,日军借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的反共之机,于1941年5月以10万余兵力,发动了对晋南中条山的围攻。曾立誓:‘‘坚守山西、确保河防”的卫立煌部近18万人“一经中间突破,各部皆陷于包围零乱之中竟不可收拾”(《蒋介石对晋南作战失败之检讨》)之境,我部所在80军全部渡过黄河,开往晋南中条山,494团驻扎在山西省安邑县古望村,我连负责防守通往团部驻地的南北桥一带。
黄埔七分校十五期的毕业生们,在80军新编27师、165师和其它师团任职的较多,上战场前大家都互相勉励要奋勇杀敌,秉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弘扬黄埔军校爱国革命的传统精神,一定要为黄埔增辉。那时,军中的黄埔生中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像流行歌一样流传,黄埔学生都以满腔热情,书写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书。165师、新编27师、第三军分左中右三面呈一线防守。这年5月7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第1军司令官筱家率领的第25师、第36、第37、第41师团及从华北、苏北调来第33、第22师团约10万精锐之师和由东北大本营调来的飞行第32、第83战队、第3飞行集团主力,空中支援陆军作战,日本的企图很明显,即翦除中条山这个战略上的“盲肠”。
这是一场被后来的史学家称之为现代化装备的铁甲部队与中世纪装备的步兵力量极为悬殊之战,飞机轰炸时投下的炸弹像蝗虫般密集,各种炮火揭天掀地,震得人呼吸都很困难。空中轰炸和地面炮火轰击一停,便有坦克和装甲车与大批武器精良的步兵向我守军冲来。虽然我军武器差、弹药少,但中国军队打得异常勇敢,阵地前沿到处都是我军与日寇白刃战时留下最后的尸体,我军战土压在日寇身上,有些战士双手掐进敌人脖子或眼中。头一天战斗中,我连战士在南北桥上和鬼子拼刺刀时,虽然伤亡极大,但始终没有让鬼子冲过桥来。
坚持了两三天,补给中断了,枪没有子弹,人没有口粮,师长王治岐将自己心爱的战马杀了来给大家解饥。最令我忘不了的是我团九连的张连长(河南人)正在煮一缸子野菜,日军冲了上来,他奉命带人侧击时给我留了一句话:“小刘,帮我煮好后放在箱子上晾一晾,我已经好几天水米没打牙了。”然而,不到半个时辰,同去的战士哭着抬来他的半截上身,下肢全让炮弹给炸掉了,他没吃上一口野菜就牺牲了。
因为弹尽粮绝,阵地最终失守了,我被团部提任为营长后,奉命保护团部随师部撤退,退到黄河边上,无船可济,后面日军黑压压地追来,会凫水的泅河而过,不会游泳的沿河乱跑。我便带领30几名战士,带了团部机密的军事文件,电报稿,扮为老百姓后潜入山林而逃,后遇到了团长,几人在林子里游击了几天后,终于联系到其他部队后找船渡过了黄河,到达河南省渑池县,这时候我们都才知道,27师、165师几乎全军覆没。我们在整休间暂时编入493团一营,我任营长,又奉命开往潼关驻防,潼关保卫战胜利后我又得知,黄埔15期学员大多在此役中阵亡,以自己年轻的生命,诠释了孙中山先生倡导的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
智踢洋狗熊
中条山战役从1941年5月7日开始至27日结束,中国军队伤亡极大,35000人被俘。我有一个山东籍战友焦克明,在494团任五连连长,身怀一身好武功,不幸他成了这35000名被俘者之一,被日军押到开封后备受折磨,而他以武功与日本狗熊决斗的壮举成为美谈。
日军对被俘的中国将士们,在生活上处处虐待,动不动就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志士们也常常团结一致,与日寇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日军看到众怒难犯,就想出了恶毒的一招:如果哪个中国人能与日军训练的东洋狗熊格斗取胜,就给所有的战俘吃喝,否则饿死、渴死,别怪日军残忍,只怨你们无能。
这话一出,大家怒不可遏,先后已有三四个英雄好汉,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与饥饿的东洋狗熊搏斗,然而一个个不是被东洋狗熊挖死,就是被咬死或咬成伤残,日本鬼子们一次次呐喊叫好。
这时焦克明连长再也坐不住丁,他强忍着悲痛对日军说:“过两天,让我与狗熊拼一命,死也无憾!”在战友们的帮助下,焦连长找来了一顶兔皮帽子,一双东洋皮鞋,几把长鸡毛,两根锋利的大钉子。
角斗开始了,角斗场两边挤满了日本鬼子和中国战俘,只见日军牵到场子中心的一只东洋狗熊,又肥又高,两只大爪又长又利,还不时地伸出火红色的大舌头,舔着嘴唇上的干血,在场的中国人,个个都替焦连长提心吊胆,甚至许多战友几次劝他,别再去做无谓的牺牲。而焦连长却头戴一顶兔皮棉帽,脚穿一双东洋牛皮鞋,每只鞋上的皮子盖盖扯得长长的,搭在鞋面上,若不是两根鞋带紧紧地系着,那双皮鞋非掉在地上不可。
只听得一个鬼子,对着那只东洋狗熊,叽哩呱啦地喊了几句日本话,那硕大的东洋狗熊,就张牙舞爪地向焦连长猛扑过来,中国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而鬼子们却一个个向往常一样,淫笑着,怪叫着……
焦连长先是一闪,闪过了东洋狗熊的一扑,又一躲,躲过了东洋狗熊的一挖,再一跳,跳过了狗熊的咬后,他围着狗熊飞快地转圈子,转了几十个圈子后,东洋狗熊已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突然他抹下头上的兔皮帽子,用右手往东洋狗熊头顶上高高一抛,狗熊看见飘飘悠悠落下来的一大片鸡毛中,又掉下一只“白兔”,饥饿难耐地在抓鸡毛中,一口咬紧了落下来的“白兔”,准备吞咽,眼明手快的焦连长,接连不断地在东洋狗熊的咽喉上、胸膛上用尽全力,飞快而狠狠地猛踢了好几脚,等到高高飘扬的鸡毛全部落完时,那法西斯日军豢养的不可一世的东洋狗熊,已卧倒在地上不动弹了。
原来焦连长自幼练就几套戳脚踢点鸳鸯腿,很是得力。他又曾看了日军训练东洋狗熊的兽性时,常拿活鸡、活兔抛出让其抓吃,后来狗熊咬坏几位志士的惨状,使他计上心来,想好了对策便在两只皮鞋尖中安装了磨利的长钉子。 焦克明踢死了小日本鬼子的东洋狗熊,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灭了小日本鬼子的威风,此消息便在许多抗日战友们中间广为传播。
(国民党颁发的抗战纪念章正面)
(国民党颁发的抗战纪念章背面)
支援解放区
潼关保卫战胜利后,我奉命重组494团,并率部驻扎在山西省安邑县,多次对日军作战.到1944年初我又被调到陕西省耀县任抗日工作,此时就向过往行人打听刘真、杜林、郭华如等的消息,并于1944年至1945年对陕北边区秘密提供紧缺的军火、医药,因我多次抗日有功,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应国民政府的邀请,到南京参加抗战胜利纪念大会,并被国民党授予抗战纪念章。作为一名秉承孙中山先生黄埔精神的爱国学生,抗战胜利后,前半生中金戈铁马的不平凡生活和南征北战的艰苦岁月,使我的一生具有传奇色彩,也使我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多次遭受到不公正待遇,本想埋名隐姓,躬耕垄亩,永远不为党和人民增添任何负担,但身边许多英雄豪杰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发生的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和爱国热情,迫使我在有生之年,不得不经常讲述给儿孙们听,用来缅怀先烈,教育后人。
1946年初,因我多次向陕北边区秘密提供军火,医药的事被165师师部军统特务查着,要以通共罪通缉枪毙,我被迫离开了抗战多年,心爱的494团,与警卫员刘仁连夜化妆想去陕北未成功,便到咸阳,宝鸡、平凉、兰州等地寻找地下党组织。1946年在阿干镇煤矿,找到了曾参加甘南农民起义的郭华如、杨友柏,我给他俩每人一支缴获日本的,能装二十发子弹的驳壳手枪,惩治了煤矿恶霸崔杰三,让他俩领导甘南农民起义军的骨干力量,转战甘南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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