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岷县城

（起义证）

（党费证）

    1946年春天，有一个叫阴文郁的（陕西耀县，我曾率军在他家驻扎过，多次资助过他的革命活动）人来临洮老家找我，从他口中得知我找了近十年的杜林、刘真正在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搞地下党，我就去迪化找到了他俩，并在他们住处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底他俩参加了淮海战役，又与我失去了联系，只有刘得智、阴文郁和我秘密联络.1949年5月我在他俩的帮助下被调到231师（师长田志民）691团二营任营长，并派往甘肃去接新兵，临别前二位叮嘱到家乡后及早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争取早日起义。当691团驻兰州时，我打听到郭华如、杨友柏在西和活动，西和县县长张孝友为甘肃红帮头子，祸国殃民，就申请到西和去接新兵，到西和城后我军先下了县府岗哨及张孝友公馆岗哨、民团、保安团的枪，并把张抓赵来，让人民列举他的罪状，惩治了这个恶贯满盈的大恶霸后，把他准备给马步芳的840名新兵接收到我的营部，编排军训，并找党组织准备起义，却没找到。

    1949年5月间，国民党因我解放大军三大战役胜利抽军东援，在伪128师里抽调一营骨干（营、连、排、班长），武器弹药，入甘接兵充实，企图抗击解放大军，当时在刘树仁（临洮老乡，伪师长秘书）的支持下，我被任命为营长，到哈密整编为231师（师长田志民）691团（团长王志海）二营营长，即入甘到兰州，随即开往天水、西河、礼县接新兵。在兰州我即与地下党人赵万清（蒲万祥）、朱亮等联系，并派张永舒，李世芳（永靖县陈井乡柏林子村）同志带领马登科、赵得福二人（给四人路费银元五十块）赴临、康、永靖等县活动联络，转移西和准备起义，全营即到西和接收新兵。

    为寻机起义，我担心一个人拉不起这么多人，就把自己发展起来的几个积极分子副营长赵得福（武都人）、机枪连连长张永舒（永靖人）、回民连连长马登科（广河县三甲集人）、辛元吉（辛家集人）等每人30元大洋一匹骡子，分别派到临洮、康乐、广河等地让动员进步青年来西和举义。6月份他们带来了王俊虎、鲍得渊、辛文敏、赵可福等30多名回汉青年，并有人说，陇右工委康乐党支部的辛万年，曾在1943年参加甘南农民起义，认识陇右工委的领导，我立即给刘荣、辛尧天、赵克义三人每人30块银元，骑骡子连夜去康乐找辛万年，却没有找到。

    我乘一营在会川，三营在成县未接到新兵的机会，就与副营长赵得福，还有张永舒、马登科等几位连长，书记官罗月川、营部副官主任党济民、辛文敏、赵可福等积极分子秘密商议在7月初起义。

    6月底的一天团部听说二营征收到840多新兵的消息后，赶到西和，并命令二营进军临洮，准备抵挡解放军，当时我听说岷县有陇右工委的人，便于建党28周年的7月1日，做通团长的思想工作后，命令4个连，30多名乡亲，及整编的840多新兵共1300多人，撕掉国军的帽徽，袖标，集合好队伍，解放了西和，命令团部进军岷县城，公然起义（见起义证）。

    攻下岷县城后，在搅裆水边的岷县中学里部队修整三天了，还不见党组织派人来联系，第四天,我化妆好后就以理发为名去城内找组织，下午回来刚渡过搅裆水穿鞋时，八把刺刀把我团团逼住，原来潜藏在团部的参谋长才是军统特务，他杀害了团长以后，密令一营、三营的人讯速到岷县中学，准备夺下二营起义军的枪，并把我枪毙。正在万分危机的时候，我就哄骗参谋长说；“我把搜集来几百元大洋的军费，存放在一个十分保密的地方，现在全部给你，我领上你去拿回来…”说完就领着他们几个去取，幸亏回民连长马登科率领的回民连战士们急中生智，击毙参谋长一行，将我从枪口下抢出，大家推选我为团长，指挥队伍边打边冲，打得一部分匪军向洮州逃跑。

    康乐来剿匪

    解放了岷县，我曾听说康乐景古在1936年8月时，曾经有红军建立的政权，有地下党的组织，为了找党组织和陇右工委的同志，我便率部顺洮河沿往景古走，并准备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王震兵团张达志率领的11师联合，在足古川遇到逃往岷县的一伙国民党败兵，被我起义军打散，走到柳林，恰巧碰上雍国栋带着康乐自卫队的部分人，准备逃往洮州，又被打败。在石门沟小学，打跨了正在做饭的一些匪兵，第二天翻过莲花山，在景古中沟遇到路中行率领的一股匪军，被我们691团起义军打得向11师缴枪，整编后驻军景古。此时已经到8月20日，康乐刚解放，我马上和康乐县委书记肖焕章取得了联系。8月中旬，到我起义军团部来了一个名叫赵克义的人，他以康乐县委特派员的身份，拿来康乐县委书记肖焕章给我的亲笔信，让我第二天来县委开会。

    第二天我带着警卫王俊虎（三甲集回族）到县委，认识了县委书记肖焕章，11师的张达志派团政委 郝崇州、副团长周童也来开会，还有县长张逸之，在三天的会议中,商议把肖焕章的游击队、张逸之的自卫队，我的691团起义军，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军区临夏军分区康乐独立营，由我任独立营营长，从此世人都叫我刘营，此时来的人中就有牛勇、孙有福等人。到1949年10月又改编游击队和独立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军区警卫第一团，11月又改为甘肃省军区警卫第五团，肖焕章任团长，周童任副团长，郝崇州任政委，我任参谋长，负责指挥军队的操练，剿匪工作。

    在任独立营营长的1949年9月初，有一天听说解放军的一个连在那尼头剿匪中被土匪围住，我马上率军及时赶到打退土匪，解了围，在这次剿匪中，谢孔三排长被土匪打成重伤，我派赵可福送他去临洮军医院治疗。

    随后的几天，我又率军到康乐县鸣鹿郭家庄的西拱北，剿灭从甘南流窜来的大股土匪，这次剿匪战斗十分激烈，解放军战士三次冲上拱北山，三次被土匪打下来，最后在11师的帮助下打败顽敌，取得了胜利，在激烈的攻山战斗中张金山连长（陕北红军）因受重伤壮烈牺牲。

    1950年初我以参谋长的身份,又率部到康乐县的朱家山,马集、和政县吊滩、广河、永靖等地剿匪，并于1950年2月在永靖经政委郝崇州介绍，第二次加入中国共产党。（见党费证）。

    1950年7月28日，隐藏在康乐县景古乡深山老林中的赵凯臣、张星伍、马歪歪等土匪头子的三四百人，从马集下来在下关点围住县委驻地，我命令牛勇等带人提前埋伏好后，利用在粮站开会的时机，威逼赵，张，马匪徒们全部缴枪投诚。

    在1949年8月我从景古城出发，率军打朱家山，到康乐改编的同时，又找辛万年，听说他在11师当副连长，因守洮河浮桥出事，被11师要以军法论处，我马上找肖焕章，讲了辛万年创立康乐县第一个党支部，参加甘南农民起义的功绩，并写条子，让肖焕章到临夏军分区，找到11师师长张达志，陈述了上述功绩，从而保出了辛万年。

    在把我率领的国民党691团起义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警卫第五团的过程中，不知道从啥时候在队伍中跟着驮运粮草的骡马，跑来一匹无主的毛驴，当时有个叫桑贵华的战士很想要，我为了严肃军纪把他狠狠的批评了一顿后，命令鲍得渊想法送给主人。

    夏家寨的张养三是我在临洮中学的好同学，在西拱北剿匪归途中，他因怕土匪抢家产挠事，从我处借去缴获土匪的一支老七九步枪,几发子弹打土匪。事后还枪来时，恰好我们几位领导都率军去永靖剿匪，守营房的桑贵华、史如海、倪庭栋三人便用我的名义，以26元钱卖给了别人，私分了钱币，我凯旋回营知道后，十分生气,就把严重违犯军纪的这三人，以军法论处后开出工职和队伍，并追回了步枪，交给政府。

    1952年元月，甘肃省警卫第五团的四位领导都被调到省军区工作，部队跟11师去甘南剿马良。辛文敏、赵可福、牛勇等都去剿匪，辛万年在甘南剿匪中又违反军纪，被11师抓住要治罪，我又请肖焕章去临夏军分区11师师部二次保释了辛万年。

    在“三反”运动高潮的五月份，我被调到庆阳军分区任参谋长兼军训教官，在“庐山会议”之后的政治运动中，我被打成右派后，工作被撤，牵连得从1948年8月就参加工作，在位于兰州市骆驼巷甘肃省军区干部子弟学校，任教的爱人晏润秋，也被谴送回临洮老家。从此，我就像秋风中零落的一片黄叶，随风飘荡，先到庆阳服刑两年后，被迫落户到康乐县八松乡龚庄村五社的丈人晏振业家，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刑4年，送到新疆奎屯服刑，夫人晏润秋也因我的右派怨案，被迫下放到康乐县八松乡龚庄村五社的娘家庄，在农业社里当农民，待我到1965年释放回家时，岳父晏振业因被急成心脏病早已去世。十年文革中，我更是受尽了非人的迫害和不公正待遇，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人民政府才对我的这个怨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一纸摘帽便函，一张平反证明和一笔200元的冤狱费，就算是对我在庆阳冤枉服刑两年后，受伤心灵的一点慰藉，倒也觉得无怨无悔，因为我这炮火洗礼的战斗人生，和硝烟弥漫的辉煌岁月，在我们的国家遭受外辱，中华民族遇到最危难的时候，以一个五尺男儿的青春和热血，捍卫了民族的尊严，国家的主权，挺起了中华的脊梁……

    我也时常想念起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起义后在多次剿匪战斗中，壮烈牺牲的那些好战友们，现在大家看到的我，只不过是在数次战斗中壮烈牺牲的我和我的战友们，派出来全心全意为中华民族服务的一个普通仆人——是一个活的灵魂，与那些烈士们相比我自己觉得还相差太远。

    在我80多年的风雨生涯和70多年的艰苦历程中，我深深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华民族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13亿中国人的共同脊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深刻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