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是我党我军的老根据地，人民群众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土地革命时期，这里就建立了鄂豫皖苏维埃政权。组建了人民自己的武装工农红军第一军。后来又扩建为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后，红二十五军、二十八军及新四军五师，又相继在这里与当地人民群众，一起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是，由于我军主力三次撤离这个地区．目民党反动派勾结地主武装，对当地人民进行过多次的残酷镇压，许多村镇被敌人夷为废墟，许多军属、烈属残遭敌人屠杀。

    大别山人民对敌人怀着深仇大恨，这次见到刘、邓大军重返大别山．一方面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担心我军站不住脚。敌人回来报复。加之，我军初到，反动统治尚未彻底摧跨，仍在暗地里威胁群众，群众不敢与我军公开接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方面阻击尾追之敌，一方面组织工作队．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帮助群众开展生产，重建家园，打击土顽，组建地方政权。我军从北方来到南方，从平原转进山区，环境变化给部队的战斗、生活带来不少新问题。战士们对南方的气候变化、生活习惯、地形条件极不适应。战斗非常艰苦，昼夜不得休息．

    “肚子吃不饱，晚上蚊虫咬，睡觉铺稻草”，蛇也很多，不小心就被咬伤。

    敌人除国民党正规军外。地方上还有地主武装保安队，初到那里群众不了解，找不到向导寻不到粮食。在这异常艰苦的环境中，我们以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精神同敌人，同恶劣环境作斗争。为了迷惑敌人，牵制敌人，常常在晚上急行军。因天天下雨，稻田埂很窄滑，不小心就摔了一跤。有一次我们刚休息准备做饭，火刚生着，敌人就追来了，我们边打边撤。我团原有一部电台，这时坏了，因而和旅部失去了联系，不得不单独行动。为了筹集军粮，我们遵照中央指示，开始打土豪。一次打了一家土豪，杀了一口猪，还未煮熟，敌人从三路攻来了，我们立即转移。在山林中活动了七天才找到了旅部。在旅部的指挥下，我们仍然牵着敌人在山林间转圈子。战士们的衣服破了就把打土豪寻来的白布，用草木灰染成灰色，做成军装。灭气冷了便用同样的办法自筹棉衣。自己割稻草，下河捞鱼，拾野菜，解决吃饭问题。就这样坚持和敌人周旋。

    1948年冬天，刘司令员又北渡淮河，指挥新的战役，开辟淮西北新区。当时，国民党到处贴着“活捉刘伯承，赏黄金三干两”的通知，我们20旅，58团这时担任保卫刘司令员安全的重担。现见到刘司令员，他穿着皮大衣，骑一匹黑骡子，很瘦，但很精神，北渡淮河后，冲过光洛公路封锁线，接着打开了河南新蔡县，活捉了守城司令王××，我军又以讯雷之势突然袭击了占领驻马店、汝南、周口等城。

    我军自1948年8月进入大别山，经过七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大别山站稳了脚，扎下了根，使得大别山和豫皖陕、豫皖苏连成一片。据上级领导讲，半年多时间内，我军先后歼敌19万多人。解放了县城100座，和华东野战军一起完成了对江、淮、河汉即中原地区的占领，完成了毛主席提出的战略任务，使全国战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以后的淮海决战，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开赴河南歼黄维

    1948年11月初，我军从驻马店奉调开赴河南确山，参加淮海战役，围歼黄维兵团，当时黄维兵团北上驰援邱清泉、孙元良，李弥兵团于1948年11月上旬由平汉线经阜阳，企图向宿县进犯。为了阻击该敌，旅部命令我带一个营和兄弟部队，侧击扰乱敌人，伺机破坏其所经交通、桥梁，以阻滞该敌北上。一个晚上我带营出来，在一条公路上和敌大部队遭遇，发现敌人排着四路纵队行走，因天黑敌人没有发觉我们是解放军，还以为是友军，我赶快带着部队拐到小路上去了，走到一个名叫小河湾的村子里隐蔽下来，经过侦察周围都是敌人的大部队，我们在敌人空间里晚上行动，偷袭他们，这样尾追敌人过了四、五天，电台坏了和旅部中断了联系，当时我分析我们旅的主力一定尾追黄维兵团北上，我就带队一直向北，几天后我们在涡河归入旅建制。在行进中，又一天我们打下了敌军的一个运输队，全都是美国大道奇汽车有几十辆，都装着汽油，还有好多榴弹炮车，活捉了国民党的一个军官。

    在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围攻下，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宿县的马家楼，双堆集地区，黄维兵团即12兵团有5个军，13个师19万兵力，被我军逐步压缩到方圆5华里的70多个村子里，黄维兵团被围后十分恐慌，起先还以大批坦克为前导向外冲击，妄想突围，但是每次冲击都被我军打回去了，突不出去．他们就构筑工事，固守待援，他们把汽车填上土，把大树锯倒，利用村墙和独立家屋构成环形工事，里面挖了纵横交错的交通沟，防护壕，构筑暗堡火力点，设置了炮兵阵地。为了蚕食，瓦解敌人，我军从四面对敌人不断地攻击，消灭其有生力量，一日我58团受命攻击敌外围的一处以独立家屋为中心的据点，守备的敌人大约是一个营，敌人的火力很强，我们进攻了两次都没有拿下来，部队伤亡很大，于是我把勤杂人员全部组织起来，重新组织火力和突击队，终于攻下了，消灭了大部守敌。我们抓紧战斗间隙连夜修复工事，组织火力，准备打退敌人的反扑。

    第二天黎明，敌人约一个营的兵力在6辆坦克的掩护下，向我们的阵地冲来了，我们用战防并打，用汽油烧，6辆坦克被打坏烧坏了，战士们跃出战壕，用机枪扫，用手榴弹炸，第一次反扑被打退了，接着敌人用炮轰击，炮一停敌人向水一样冲上来了，我带领战士们来了个反冲锋，把敌人压下去了。敌人第二次又用炮轰，临时掩体被炸塌了，我被压在里面．头刚好被一根塌下来的木头担悬，没有轧扁，只被震懵了，清醒后活动了一下，感觉良好，就是出不来，幸好被我的警卫员发现了我的脚，费了很大力气把我挖出来了。接着敌人的第三次反扑被我粉碎，敌人几次强攻不成功，丢下成堆的死尸，狼狈逃窜了，这时，我营伤亡过半，活着的人已疲惫不堪，但还是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坚守阵地，不敢稍有松懈。天黑后旅部派来了一个营接防，将我们换下休整，我和战士们退到后方交通沟里，一头倒下就睡着了，轰隆隆的炮弹爆炸声，也没有把我们吵醒。

    为了围困黄维兵团，我军在阵地上挖了蜘蛛网般的交通沟和很深的陷坑，用稻草伪装着，用来对付敌人的坦克，敌人的大兵团即使逃出来也难以行动。有一天，在我团防守的阵地上，被战士们捉到一个穿着便服，但是却又很精悍的年青人，我感觉很怪，在这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此人来干什么?审问时他从棉裤裆里层掏出了一封信，并很沉着地说要求见我们的刘、邓首长，有重大机密报告。我立即派一排人，把他护送到纵队指挥部，第二天他又经我团防地回去了，后来据说他是敌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派来联系起义的。

    大约是11月的一天，黄维兵团又以四个师的兵力向东甫逃窜，结果被我军打退了．廖运周就利用逃跑行动，开始在战场率部起义。廖师起义只过来2个团及师部，给我军留下了20门山炮及炮手和大批军用物资。起义官兵被送往后方整编。11月下旬，我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黄维兵团在撤退无望的态势下，调整布置采取环形防御，等待增援。

    我野战军则采取“坚决、持久围歼顽敌”的战法，攻占一村巩固一村，并积极准备总攻。黄维十几万人马拥挤不堪，吃、喝、烧都成了严重的向题，连马匹也吃光了，每天靠蒋介石空投．每当空投下来食物时，官兵互相争抢、殴斗，好多敌人相互被打死、踏死。敌人的散兵每晚都往我军阵地上跑，他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己饿成皮包骨头。相反，我军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每天还能吃到羊肉包子。战士们一边把肉包子往敌人那边扔，一边喊：“想吃饭的就往我们这边跑!”

    大约在12月初，我军总部遵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以中原野战军主力及华东野战军的四个纵队歼灭黄维兵团。12月6日发起总攻，激战至13日，把黄维兵团压缩在东西不到三里的狭长地区内，据说当时我前委还写信敦促其投降，但顽固不化的黄维和其追随者拒不投降，作垂死的挣扎，公然施放毒气。13日下午敌军全线崩溃了，黄维和他的追随者不甘心灭亡，化装成士兵乘混乱之机，坐坦克逃跑，有条河沟过不去，他用死尸柴草填出一条路．两辆坦克冲过去了，但还是没有逃出解放军布下的天罗地网，黄维和他的副司令吴绍周被我军活捉了，当晚双堆集战场上，田野里到处都是敌人丢弃的车辆、物资，到处都是美式榴弹炮，野炮以及其他数不清的枪支弹药，一群群狼狈不堪的俘虏被集中。战士们有的开汽车，有的推坦克，有的拖大炮，还有的收拾器材物资，一片欢腾。至此，蒋介石的精锐部队12兵团即黄维兵团5个军十几个师全部覆灭。

    12月中下旬，我军进行战地休整，恢复和整顿部队的战斗组织，补充兵员，进行政治教育，提高士气：加修工事，补充弹药而后又围歼杜聿明集团。黄维兵团被歼后，杜聿明集团已成孤军。1949年元月6日我们对社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激战至10日将敌人全部歼灭，杜聿明被生俘，邱清泉被击毙，仅有李弥等部分敌人潜逃。

    渡江战役下安庆

    淮海战役结束后，我们旅奉调开往河南商丘整编，之后，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政治部主任王辉球、副主任石新安、参谋长潘炎。我曾在20旅58团任副团长。这时，下达给我们的任务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为了充实我团装备，吴忠旅长命令我带个特务连和骡马队，去淮河北洛山寻找我旅挺进大别山时掩埋的大炮。我率部到达洛山后，侦知当地有两个敌保安团驻防，我只有一个连，实感兵力不足，便和附近兄弟部队的一个骑兵团接洽，请求支援。在该团一个骑兵连的支援下，我们打垮了敌保安团。但是到埋炮的地方东挖西挖，没有找到所埋的大炮，可能大炮早已被敌人挖走了。炮没有找到就率部到河南固始县归旅建制。不久，我奉调到兵团司令部直属队任指挥科长，在行政处何光宇处长领导下工作，接着我兵团一直南下，到了安徽的安庆上游40华里处准备渡江作战，我兵团在江边利用小河小湖挖了许多条引河，搜集了大批船只隐蔽在河沟、湖泊内，并夜以继日地修筑工事，设置炮兵阵地。部队层层动员，进行渡江演习，选拔了突击团，作出重点突击的部署。

    1949年4月21日晚  在暮色苍茫中渡江战斗打响了，随着隆隆炮声，长江南岸敌人阵地，被我们强大的炮火轰击得烟火冲天，这时候，江面上无数木船，借着炮火烟幕的掩护，箭一般的向南岸驶去。四十分钟后突击部队登上南岸，我方只有四条船被打坏。南岸敌人的阵地上只还击了4炮就被我军的炮火打哑了，敌人的重机枪阵地也被打得稀巴烂。敌人的江防部队溃逃了，我兵团过江的先头部队胜利追击溃敌，命何光宇和我担任兵团直属队渡江的联系疏导，后续部队在两个渡口连续渡了三天，有一个渡口还没有渡完，我在黑夜中骑上马到那个渡口联络渡江，不小心连人带马一起掉在江里，夜根黑远处什么也看不见，我伏在马背上只见身下一片茫茫，马昂起头打着响鼻在水中浮游，我急得不住地拍着马的脖子，呼喊：“马儿!马儿赶快往江边游!”我的马确实灵性，它打了个转身昂头向江边游去，终于见到了江堤，我爬下马背，淌着齐腰的江水捏紧马尾巴，爬向陡峭的江岸。在岸上我休息了片刻，在茫茫的黑夜里靠“老马识途”找到了我们部队的驻地。

    渡过长江后，我兵团向江西挺进，沿路的敌人已成惊弓之鸟，闻风而逃。先头部队在江西×地截住从南京溃逃的敌人，打了两天之后，每天都急行军，一直到上饶，上饶火车站上到处都是敌军丢弃的军用物资、食品罐头。从上饶我们坐火车直到江西省会南昌。在南昌，兵团组成了前敌指挥部，杨勇司令员、苏振华政委率先头部队出发了。我们后续部队和兵团直属队，从南昌到湖南再到贵阳。南方的秋天，气候十分炎热，每天有不少战士中暑倒地，经请求首长同意，我直属队早、晚行军，中午休息。一路很艰苦，但很平安，再未遇见大股的敌人，大约在1949年的深秋，我们五兵团全部集结到贵阳周围。历时三年的解放战争就算胜利结束了。

    六．捍卫政权去贵州

    织金山区剿匪忙
 
    我们兵团直属队，于1949年秋天进入贵阳。兵团政委苏振华担任贵州省委书记，司令员杨勇任省主席。

    1950年夏，我们兵团司令部机关勤杂人员100余人组织起来，由行政处长何光字率领，到黔西织金县进行剿匪反霸工作。这个县土匪很多，解放后我们派去的县长、区长等干部，许多人被杀害了。

    我们到织金县后，县长给我们介绍敌情。这位县长在冀鲁豫工作时我就认识，名字叫车清晨。他说全县大约有一万八千多土匪．第八区就有八千多土匪。我们去的人都分别到各区去了。当天我没有走，那位县长留我住下，我明白是往八区。当晚他给我详细介绍了八区情况。第二天，我带20人(其中有一人是杨勇的警卫排长)，两挺轻机枪，足够的子弹，走向八区，我去是当区委书记，那时叫政委。

    当时，我们下去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搞土改。但剿灭不了土匪，群众也发动不起来，土改也搞不成。

    我们去八区的路上，看到山大沟深．刚上山，土匪就向我们放了几枪。到山顶以后，我用机枪向周围扫了几梭子，意思是给土匪示威。八区有两个镇子，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相距约20华里，我们区委就住在山上，这里是苗族居住区，大多数群众很穷，生活也很苦。

    我们一同去的有几个女同志，都是在江西参军的学生，我叫他们和苗族姑娘交朋友，同吃、同住，好接近群众，了解情况。

    我住的山上镇子叫猪场，山下的叫熊家场。离安顺市30华里，我们二十多人分别住在猪场和熊家场。熊家场有三分之二的人去当土匪或当过土匪。我在熊家场住了一夜，正好村上死了一个人，老百姓在作道场，我怕土匪袭击我们．我在门道里架上机枪，一夜未睡着，为了安全，我决定修碉堡，就叫保长喊人开会，保长敲锣，吆喝半天才来十几个人．我讲了话，我说：“原来派给你们的区长、政委都被土匪杀了，现在我又来了，你们怎么办?我现在给熊家场派个乡长，  (在部队里是民运干事，叫王亚夫)以后你们就听他的。你们要叫土匪来，我们也不怕。”会后，我告诉保长“什么样的人叫地主、富户．我命令他把这些人叫来。贵州把地主、富户叫财主，穷人叫“干人”，光棍汉叫“半边人”．保长去叫来了五个财主。我叫他们选了一个头人，由他负责在熊家场街中央修一个园形的砖碉堡，限七天完成，材料、人力都由他们出，他们说七天太短，十天完成。结果十天就完成了， 这样熊家场的工作人员就安全了。

    在猪场也修了一个碉堡，修建在一家财主的院子里。这家财主的房子全部用木料做成，墙壁都是木板，我们平常住在房子里，有事才上碉堡。

    这时，上级派来了一个营的剿匪部队，教导员和我很熟悉，说他们待的时间不长，我只要求他们把大股土匪打成小股，把小股打散，然后让我们去收拾，我们区里人少，不敢出去活动，就出安民告示，动员当土匪的群众回家，因很多土匪都是被胁迫去的穷苦老百姓。同时，我们组织了民兵。一次，打听清楚有十来人的小股土匪，我们包围起来抓住了，派这些土匪给土匪头子送信，劝他们投降。

    有个保安团长，上山当土匪被我们打死了，他的老婆挂了帅，又当土匪头子，我们通过做工作，她投降后缴出十多支枪。经过发动群众，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收缴步枪百余支，还有一挺轻机枪，县上表扬了我们。

    我那时常带警卫员去打斑鸡，枪无虚发，群众们见后替我吹开了，说土匪来了，在赵政委枪下一个也跑不了，吹得神乎其神。到秋天后还缴来八二追击炮、六0炮各一门、重机枪一挺。过年时，我们到碉堡上打重机枪，向空地上打六0炮．实际上是给土匪示威。土匪也未敢来袭挠我们。通过宣传等各种手段，对于瓦解土匪，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五个多月土匪基本消灭了，缴的枪堆了一房子。我们组织起了30多个民兵，也都给配发了枪。

    但是，搞反霸还是很吃力，群众一直发动不起来。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当地有一个恶霸地主，叫李明山，群众都怕他，因他当过国民党的参议员，又是附近八县民团的团长，是土匪的总头子，他的亲堂弟兄有21个，其中三个无大的恶迹。其余的都在土匪里有官衔。如一个叫李成举，在土匪里是军长，还有个叫李成虎．很坏，我们四次没抓住．都让他逃了。

    为了解除群众的顾虑，县上首先将李明山经群众公判，报请上级，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后又抓了李成举，也枪毙了。李成虎后来也被我们抓住，交给县政府判了死刑，处决时又送回八区，开了公判大会后就枪毙了。

    八区有个保长很坏，暗通土匪，经常给土匪送信，杀害原区长就是他送的信，也被我们处决了。

    原任八区区委书记，是被区中队叛徒骗出去杀害的，区中队原来是由旧军队改编的。区委书记被杀害后，群众掩埋了，后又被他们挖出来，让狗吃了。土匪是非常凶残的，有个民运干事，被杀害后，将心肝挖出来，被八个人吃了。这八个人我们抓到以后，都枪毙了。有个小通信员，土匪来时躲到一个铁匠家，铁匠也是通匪的，用铡刀把通信员铡成两截，这个铁匠被抓住后也枪毙了。这样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土匪，特别是收拾了二十一弟兄以后，群众的顾虑解除了，也发动起来了。

    我们在织金县共待了八个月，工作还算顺利。在调我们回贵阳时，群众非留我们住一夜不可，他们组织了百十名苗族妇女，在一个大场子里点燃篝火，跳舞唱歌，热闹了一夜。

    1950年是剿匪的一年，也是贵州土匪最多的一年，这些土匪有的是惯匪，有的则是国民党特务，地主恶霸和散兵游勇，他们勾结起来，残害人民，妄图推翻人民政权，活动十分猖狂。

    贵州有很多天然石洞，有些很大而且很漂亮。土匪们就把武器弹药藏在山洞里，情况紧急时，他们人也钻进了洞，我们不易发现。我们部队打过一个山洞，洞口在半山腰上，部队接近不了，伤亡很大，最后从山顶往下挖了洞，放上炸药，把洞炸塌了，土匪们也被炸死了。

    1950年下半年，贵阳的形势也十分紧张。因为大部队调去剿匪，城里暗藏的敌人和城外的土匪秘密串联，妄图里应外台，攻占贵阳。贵阳的公安机关，掌握了这一案情。这批暗藏的特务中有个女的，她有两个儿子都是特务，而且都很凶。特务在我们军区大门对面，埋伏了几个人，是准备对付军区首长的。我们军区司令部很紧张，我把军区机关所有人员都组织起来，编为几个战斗小组，发了武器弹药和手榴弹，准备自卫，同时可以赶紧发电报，调部队回来。由于特务案情全部搞清了，我们决定提前动手，把城内的特务一网打尽。军区由副司令员伊选斌亲自指挥，把科以上干部集中在一起，布置任务后，不准外出，怕走漏消息。准备晚上统一行动，给我分配了四个点。只抓住了两个点的敌人，另外两个点里没有敌人，有一个点我踏开门进去，床上睡着一男一女，他们住的房子上架着一根天线．我以为有电台，我进去后，那个男人在枕头下摸枪，被我夺了，缴了一支小手枪。我问他“电台在哪里’”他说“没有电台”，“天线是干什么的?”，“是矿石收音机”。我一看那东西很简单，也是第一次看到，当晚的行动共抓获六百多人。第二天又组织人员进行审讯，对错捕的赔情道歉后立即释放，有嫌疑的经审查教育后也释放了。

    汽车团里当团长

    l951年上半年，军区成立了汽车23团，调我去当团长，下属四个连，汽车都是美造十轮大卡车，司机大多数部是国民党解放兵，不久我们用汽车送16军去朝鲜抗美援朝，从贵阳一直送到广西金城江。

    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我们司令部机关也搞了。有个医务主任，原是国民党军队的医务人员，国民党从南京撤退时，他把三列火车的药品，器械卖给了商人，到贵州他被解放，参加了解放军。他把卖药的黄金都藏在复兴关的山上，那山是石头山，他把黄金都压在石头底下。他坦白后，带人到山上去找，差不多把山上的石头都翻遍了才找着。他一个人的黄金，在四个方桌上厚厚的堆了一层，也不知有多少。

    我们汽车团也搞“三反”、“五反”运动，因为搞了逼供信有一个排长自杀了。

    1952年下半年，汽车23团撤销。一部分汽车给了20团和18团，一部分给了机关，汽车司机大部分复员了。

    转业重庆搞建设

    同年，我也决定转业。先说到北京，以后到了重庆，我们一块去的几个同志住在西南招待所。西南建管局来人和我谈话，要我到建筑部门去。我提出去铁路部门工作，我不喜欢建筑工作，因为自己没文化。最后，还是服从组织决定到四川建工局，不久又调到西南建管总局，当工程处主任。工程处的人员很复杂，国民党员就有七个，而共产党员只有3个。有个财务科长还是军统特务，是公安机关管制使用的，那时，工程处长不管什么事都要我签名盖章，所以我的私章，经常带在身边，这样在重庆搞了一些建筑。后到成都，那里有十个工程处我在第八处当主任，当时各处的主任都是从部队转业来的，如果聚到一起时，当时各“主任当的怎么样?”大家在问询中还互相勉励一番。在部队工作时，无所谓星期天，转业后，还不习惯，一到星期天，闲得没事千，又不好意思到别人家里去转，以后说可以到别人家里去。这样，时间一长也慢慢习惯了。后来各工程处合并为三个公司，我到西南第一建筑公司，当副经理。一年多后，又成立了机械化施工总站，我去那里负责。

    机械化施工总站的任务是配合土建工程，运送材料，搞吊装等。成都几个大工厂的建筑都是我们搞的。东北原来有支机械化施工队伍，曾参加过第一汽车厂的施工。在修建德阳重型机械厂时，把他们调来，因为他们有建修大型工厂的经验。他们到四川后与阴川建筑队伍合并，成立了建筑工程局。他们有个机械化处和我们总站台合并为机械化技工公司，下属一个汽车队，两个吊装队和两个修理厂(成都、德阳各一个)，任务还是配合土建工程，主要是建修大型工厂。例如132厂，车间都是大跨度的，这都是我们搞的。

    四川的工业很发达，特别是搞三珠建设时，在四川修建了很多大型工厂，对促进四川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没有工业，农业也发展不起来，农民也就富不起来，这是经验证明了的。

    进入八十年代，我们建筑业箫条了。因为各地区，各县都成立了建筑队，所有省级建筑队也要和他们竞争。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就向外发展，争取市场，我们总公司在广州、深圳、上海、西安、海南等地都有分公司。现在讲竞争，就是靠技术优势和质量取得信誉。在国外我们也有市场，例如在埃及等，准备给科威特也派工程队去，在非州也有工程项目。

    在西安我们有个分公司，和其余分公司相比他们的技术设备都是比较差的。但在修建西安电视塔时，他们中标了，而且质量很好，这样电视台就给他们宣传了，一了子提高了他们的威信。

    1963年8月我被调到四川省建设厅，后来建设厅改为建工局，后又将建工局改为建筑总公司，我在建筑总公司供应处任处长。是管材料的，有六个副处长。

    红军精神代代传

    1982年我光荣离休，总公司组织十个人的顾问组，我的资格老些，所以在政治上，生括中都受优待。一切按照厅局级待遇。生活上有交通费，书报费等。起初的工资级别是行政12级，每月200多元，随后享受正师级待遇，现在是省部级待遇，我的六个子女中，四个女儿都在成都工作，都分了房子，我的住房是大套，很宽敞。

    我们离休干部有一个党支部，有50多人。总公司开党代会，选我为代表去参加，有时召开其他会议，也邀请我参加，组织上对我是既重视又关心。

    我是一个老党员、老红军，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不短，但我对革命没有什么贡献，只是跟着党奋斗了一生，我离休时已年近古稀，视力不佳，但我怀着“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愿望。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发挥余热，为四个现代化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主动给机关干部、职工、学校师生作革命传统教育的报告。就以我的亲生经历，所见所闻，教育青年一代，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投身于祖国的四化建设。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化，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时，我还利用多种机会，对我的亲属们经常进行忆苦思甜，艰苦奋斗的教育。教育他(她)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要经得起考验，要反对享乐主义，抵制一切不良习气，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把红军战士的崇高精神代代传承下去，并且还要发扬光大，不要“一切向钱看”，要树立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要在实事求是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要以“三个代表”和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针，为早日实现灿烂的“中国梦”，散发尽各自的光和热。可能是由于我的身传身教，我的家庭是一个团结和睦的好家庭，从1988年起连续三年被评为“五好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