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这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就有“基因密码”可寻。古代的大同理想和公羊“三世说”表明中国文化具有追求世界大同和人类永久和平的理想和智慧；周公创立天命民心说，后世传诵三千年，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决定者这一观念深入人心；天下一家和一统（统一）观念作为和平、稳定、发展的根本前提，已经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信念；均田免赋，追求平等、公平、公正成为人民的共同向往；发展市场，管理市场，稳定社会，保障民生，成为人民的共识；抑制豪强，伸张正义是公共机关稳定大局、维持公道的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这些珍贵的文化要素，在近代民族解放、社会革命的历次运动中几经锻炼和淬火，而愈显纯正和坚韧。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两个结合”，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关键词：社会主义道路；中华传统文化；两个结合；文化基因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对此，人们从中国近代以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做了很多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究竟有怎样的内在联系，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许多模糊认识需要澄清。

    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科学社会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围剿和污蔑。科学社会主义又称共产主义，源自马克思、恩格斯撰写并发表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的开篇，马克思、恩格斯采用反讽的手法，按照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习惯，把共产主义称作“幽灵”，字里行间抑制不住强烈的愤激之情：“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所谓“幽灵”，德文是Gespenst，英译作Specter；“游荡”，英译作Haunting，含义是作祟、闹鬼。由此可见，所谓“幽灵”的“游荡”绝不是漫无目的的闲游，而是激烈而有所针对的斗争，因此才会引起欧洲各种反动势力必欲驱逐之而后快。而恰恰因为它是“旧欧洲的一切势力”用来驱逐反对者的污名，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在西方遭遇排挤，除了现实利益的因素，还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的原因。古罗马的西塞罗有题为《论责任》的著作，其中明确提出：“建立立宪国家和自治政府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保护个人的财产权！”法国大革命期间，1789年8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颁布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其中，第一条规定：“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第十七条规定：“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保护个人的财产或私有财产在西方主流社会中被认为是天经地义，是通行社会制度的基石。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受到污蔑和排斥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

    在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倡导在城邦统治者和护卫者中实行财产和妻儿公有制度；早期基督教社会是有着浓厚的友爱、互助、合作、共有等生活方式和财产制度的理想国度。此后，意大利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法国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等都是憧憬社会主义的伟大著作；17世纪，在早期资本主义的英国，托马斯·莫尔就在所著《乌托邦》一书中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和谐安宁的社会。此外，法国的圣西门、傅里叶和英国的欧文等众多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家宣扬财产公有，取消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但是，在西方社会，私有财产制度和资本主义的主流地位并没有因为有众多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言论而有实质性的动摇。

    直到今天，在西方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私有制和资本主义。而在中国，自近代以来，为了救亡图存、民族自强，一大批爱国人士不断地探索救国道路，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要求改革，到洋务派人物李鸿章、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思想，再到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思想，等等。这些政治学说和理论，均未能彻底改变中国落后挨打、遭受欺凌的悲惨命运。十月革命胜利后，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率先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认识到，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根本改造。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是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的两篇。1922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指出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目标。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中国的命运为之发生巨变。正如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经过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因为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现实，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有内在联系。

    二、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社会主义因素

    关于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站住脚跟且取得辉煌成就，除了近代历史根源以外，从更为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寻找答案，就是本研究的任务。只要不带偏见，能够客观地观察历史，就会承认，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华文化传统中就蕴含着丰富的在西方被称作社会主义的因素。

    （一）人类大同

    成书于西汉的《礼记》中有《礼运》一篇，保留了关于“大同”“小康”的文字。关于“大同”，其文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看起来说的是上古的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可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则分明是血缘社会终结之后契约时代才有的精神；至于相亲相爱、努力劳作、各得其所、社会安定，与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古代中国的大同思想并非只有《礼运》论“大同”这一段。汉代公羊学的许多内容与此也有关系。东汉何休的公羊“三世说”就是典型。

    《公羊传》是公羊家解释《春秋》的著作，据该书讲，《春秋》是孔子所作。从孔子的立场出发，春秋时期可以划分为三段，距离最近而为自己所亲见亲历的阶段称为“所见世”；自己的父祖辈所见、自己未曾亲见却从父祖那里听到的阶段为“所闻世”；自己的曾祖及更早的祖辈所见、自己非但未曾见到，即使听到，也是父祖转述的阶段则为“所传闻世”。因为三个阶段中的人与事与自己的远近亲疏有所不同，所以，对待这三个阶段，孔子在写《春秋》时所用的“书法”（即行文用语的标准和方法）就有所不同。到了东汉，公羊学家何休则把《公羊传》中所说的书法不同，解释为时代本身的不同，把对三个时代中的人和事的判断和评价的不同，解释为三个时代历史阶段性质的不同。也就是说，他把《公羊传》的历史书写方法问题转变为历史规律的哲学问题。对于《公羊传》中的“春秋三世”，他是这样加以解释的：

    第一阶段他称之为“衰乱世”，指出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即使都是诸夏，各邦之间也是各自为政、相互为敌的。方诸外国历史，就有点像古代希腊城邦——各邦虽然都是说希腊语的同族，却各自独立，相互征伐。由此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他称这个阶段为“衰乱世”了。

    第二阶段他称之为“升平世”，指出历史进步了，向上提升，而且平稳发展了。这个阶段的最大特点是“内诸夏而外夷狄”，也就是把诸夏统一为国，而把“夷狄”当作外邦。这与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的欧洲颇为相似，理论上一族一国，称作“民族国家”。

    第三阶段他称之为“太平世”，指出历史进入最大的和平时期，用西方的术语叫作“永久和平”。这个阶段的最大特点是“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实现了大的和平；曾经被认为是夷狄的，也进展到了礼仪阶段；由此，华夷的区别消弭，天下不管远近，不论大小，各人类共同体都达到了同样的水平。

    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是西方学术界不曾有的，彼地的历史情况是只有前两个阶段：城邦阶段和民族国家阶段。城邦因为相互独立而在本质上处于敌对状态，要保生存、保自由、避免屠杀和奴役，除了内部公民的团结，就只有外部与所谓友好城邦结盟这一条路了。由此，城邦制度就必然导致盟国之间的战争，导致以邻为壑、纵横捭阖、钩心斗角、零和博弈、你死我活，也必然导致以盟主为霸主的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在这种制度下，屠城、灭国、奴役史不绝书。

    古代中国“三世说”为什么能成立？何休是有考虑的。贯穿“三世”发展进步的是一条红线，那就是仁爱，也就是天命。“衰乱世”，能够以仁爱和天命为宗旨，推己及人，就会发现各邦同为诸夏，因而进入“升平世”；能够继续以仁爱和天命为依归，就会发现诸夏与夷狄都是上天之子，都是人类，都有仁爱之心，都可以升至礼义境界，求此大同，就必然会进入“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太平世”。

    儒家倡导礼乐文化，希望由此统一天下，最根本的原因是坚信我心有爱，而人心相通，莫不如此，只要推己及人，天下就可以成为一家，人类就可以实现大同。这个信念最能体现儒家看似愚鲁、实则深刻的远见卓识。

    （二）天命民心

    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着人民至上的精神。在古代还不能说有人民至上的思想，但是，中国古代的天命民心和民本思想已经非常接近了。据现有资料，最早系统阐述天命民心观念的是周公。西周政权建立后，面对“小邦”战胜“大邦”的历史变局，更面对着周人从取代他人到或将被他人取代的地位转换，周公非但没有因胜利而陶醉，反倒因此而感到惊惧和焦虑。为此他做了深刻反省，觉悟到要想保证周政权的长治久安，一定要深刻理解天命民心的意义。

    “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周是“小邦”，哪敢取代商朝所拥有的天命？战胜商朝，不是周人有多厉害，而是上天从殷人那里收回了天命而转交给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殷纣王的所作所为不得民心，而周人自太王、王季、文王以来得民拥护，所以才得到上天的眷顾，得到天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上天对人没有亲疏远近，只看是否有德。有德的，就支持；无德的，就反对。而统治者的有德无德，关键看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民。有利于民的，就是有德；不利于民的，就是无德。“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看起来老天高高在上，把权力授予统治者，实则向民。

    周公的这一思想开创了古代中国天命民心、以民为本思想的先河。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很容易低估民本思想的价值，只看到了民做基础是为了巩固君主权力的一面，却没能看到君主的统治要以民为前提的另一面。以民为本，民心向背决定君主命运和政权存续。换句话说，君主统治能否存在由民决定，失去民的根基，就不会有君的统治。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提出了要尊重民，把民放在比社稷和君主更为重要的位置来重视。如果说这还不足以说明民的根本性、前提性地位，那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则直接点破主题，揭示了民对于政权的决定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本与民主在本质上的确有相通之处。

    （三）均田免赋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看土地所有制，就可以了解古代中国的社会关系。中国古代的土地所有制是从部落共有，经夏商周贵族国家所有，到战国时期开始出现土地私有制，宋代以后，中小土地私有制成为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正因如此，“均田免赋”一直是农民的梦想，成为中国文化中关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理想的集中表达。

    1.井田制

    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出现于商朝，到西周时已发展很成熟。春秋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出现和牛耕的普及等诸多原因，井田制逐渐瓦解。西周时期，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作“井田”。井田属于周王所有，分配给庶民使用。领主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还要交一定的贡赋。领主强迫庶民集体耕种井田，周边为私田，中间为公田。而其实质是一种土地私有制度。有学者认为，井田制可能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制度。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因素，这种制度可能从未得到严格实施。

    2.名田制

    汉武帝时，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大地主和广大农民间的阶级矛盾极为尖锐，为巩固封建统治，安定社会秩序，董仲舒提出限田主张。他认为秦自商鞅变法以来，由于土地允许自由买卖，地主和官僚贵族垄断了山林川泽之利，加以财政赋税过重，贪官污吏的克扣残暴，致使“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对此，他主张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最高数额，即“限民名田”。但是，董仲舒并未说明限田的亩数以及具体实行的办法，只是强调应当限制私人占田（“名田”）。所以，董仲舒此主张并未付之实行。

    3.王田制

    西汉后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许多无地农民脱离土地和乡里，流离失所，成为流民，社会危机日益严峻。为了解决这一严峻的社会问题，以外戚身份夺取皇权、建立新朝的王莽决意实施改革，其中有一项重要措施关乎土地。他名之曰“王田制”，内容如下：“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由于王莽无法限制贵族、官僚、地主侵夺农民土地，所以，他的王田制也只能停留在文字层面。

    4.均田制

    均田制是由北魏至唐朝前期实行的一种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制度，部分土地在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部分土地在受田者死后还给官府。到了唐朝中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至唐天宝年间，根本无法实行土地还授。德宗年间，租庸调难以为继，改行“两税法”，均田制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是土地耕种者的梦想。有了土地，另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官府的赋税能够减免。特殊历史时期，政府也的确实行过赋税减免政策，给予农民减轻负担的机会，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诏全免田租。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复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这是古代中国历史上减免田租的著名事件。在数千年历史上，这样的事件实在是太少了，它的实际意义无法估量。但这样的事件被记录在案，成了史书中精彩的一笔，也就成了古代社会主义元素的文化表达，对后世带来悠远的影响。

    明朝末年，饥荒严重，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尖锐，有的地区的普通民众生活极其艰难，农民起义不断爆发。起义军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是“均田免粮”。由于有了这样吸引人的口号，才引得民众唱出民谣，表达他们内心的愿望：“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朝求升，暮求合（一升的十分之一），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家都欢悦。”从这些口号感受到的不是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和向往，而仅仅是活命、求生，由此可见普通人民怎样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这成为古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元素的重要内容。

    （四）管理市场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可以兼容的。中国古代的经济生活中从来就不缺商品交易。《山海经》记载了商王亥贩牛的故事；《左传》记载春秋时期有商人玄高贩牛；孔子弟子子贡是大商人；“战国七雄”的都城都是商业发达的大都市。经商传家的吕不韦不但富可敌国，而且事实上用自己的资本做了一笔权钱交易的大买卖。在中国古代，城市中都有专门的市场供人们交易。司马迁写《史记》，有《货殖列传》，宣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据司马迁说，挣钱是孝敬父母、爱护家庭的职责。读《史记》可知，东郭咸阳、巴寡妇清、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都是富甲一方的商业巨头。
古代中国喜欢市场，离不开市场，但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古代的政权一方面利用市场富国强兵，另一方面又对市场实行管控。特别是战国时期的法家，市场上最大宗的商品——粮食要实行严格的管控措施。

    管仲治理齐国，采取“通货积财”的办法富国强兵，取得良好成效。但他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这种“准平”制，不但是一种平衡粮价的政策，也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并且保障了私田农民的生产利润。这种经济政策，亦为经济层面的中央集权。

    新莽时期，王莽下令实行“五均六管”法，即实行计划经济。内容包括：（1）政府控制物价。粮食布匹等供过于求时，政府按成本价买进；求过于供时，政府平价卖出。（2）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医疗、织布、旅馆、工匠、摆摊等自由经营，政府征收百分之十所得税。（3）实行专卖制度。盐专卖、酒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4）规定国内所有自然资源均属国家所有，由国家开采。（5）首创政府贷款。老百姓没钱祭祀丧葬，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经商贷款，收百分之十利息。这些重大改革措施，也是胡适等人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后来，王安石变法有“市易法”，通过政府出资购买和储存货物，调控市场价格，抑制商人垄断，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五）抑制豪强

    春秋时期是贵族时代，驰骋在历史舞台上的是管仲、子产、赵盾、田常这样的大贵族，《左传》《国语》故事的主角都是贵族，而且不是一般的贵族，是高等级的贵族。到了战国时代，平民登上历史舞台，真正耀眼的“明星”未必就是大贵族，有可能是下层贵族或平民。为孟尝君设计“狡兔三窟”的冯谖、帮助孟尝君逃脱秦国的“鸡鸣狗盗”之士、信陵君倾心结交的侯嬴，楚国上蔡人士李斯等，都是平民出身。再往后，就成为“齐民”的社会了，贵族身份下降，平民身份上升。赵翼《廿二史札记》中专门有一节叫作“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平民时代的到来，恰恰是皇权高扬的时代。从那以来，贵族就成了不断遭受打击的对象，他们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挤压。特别是战国后期，某些邦国奉行法家路线，他们对旧贵族和奉行传统文化和典籍的儒生展开批判，主张采取压制措施。例如，法家代表著作之一的《商君书》就在《去强》《弱民》中提出要去除公然与国家对抗的“强者”，要让“民”处于弱的境地，以保证国家处于“强”的状态。有人据此认为商鞅压制民众，主张国家的暴政。其实不然。商鞅要去除的，是那些有能力读儒书、行儒术、主张用礼乐教化治国的人，他认为这些人不事生产，还干扰国家行政，扰乱人心，应该尽早去除。那些读儒书、懂礼乐的所谓学者，商鞅把他们列在“六虱”之首，韩非则把他们排在“五蠹”之首。

    汉代尊儒，设立五经博士，儒学大大发展，出现累世学习儒家经典的世家，他们从读儒书开始，步入仕途，又靠掌握的儒学，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东汉时期甚至出现了“四世三公”之家。他们不仅读书，还担任高官，并加入兼并土地的行列，许多这样的人在朝堂上成为举足轻重的大臣，在家里成为宗族领袖或代表，在社会上既富且贵，成为田连阡陌、富甲一方的豪族。黄巾起义，许多这样的儒生贵族起兵镇压，又成为称霸一方的军阀，到了十六国东晋南北朝时期，发展为士族。这个时期王权衰落，已经无力抑制世家大族，结果造成天下分裂，征战不休，国无宁日的局面。但即使如此，只要有条件，哪怕就那么一点点希望，有些统治者还会尽一切可能，打击和抑制豪强势力，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曹操就是典型，在他的治理下，北方地区经济恢复，社会稳定，为之后重新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述特点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比如，中央集权得以实现，最好的情况是实行均田免赋、管理市场。社会主义公有制最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总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思想家的政治主张、国家经济制度，还是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和社会治理，均蕴含着某些社会主义的文化元素，其主要精神是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追求社会公平安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与近代社会主义学说存在某种相通之处。

    三、社会主义因素历经锻造淬火更加坚韧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史进程受到外力的影响，社会发展的性质和形态发生变化，中国传统文化也遭遇强力挑战。不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非但没有消沉，经过不断的锻造和淬火，反而变得越来越纯正，越来越坚固而有韧性。

    （一）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

    1851年1月，洪秀全等基层群众发动金田起义，反抗清朝统治。当年9月，完成永安建制，队伍愈发壮大，战斗力也愈发增强。1853年3月攻克南京，定都于此，改称天京，此后一直坚持斗争长达14年之久，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也是可悲可叹的一页。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其中规定，不分男女，一律按人口和年龄平均分配土地。16岁以上，每人分一整份；15岁以下，每人分半份。每家每户留足口粮，其余上交国库由国家统筹使用。它的根本精神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尽管太平天国的制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但是，他们能够制定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满足千百年来的土地渴望，这个基本精神无论如何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说到中国的社会主义，一定绕不开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最向往“天下为公”，他的三民主义中有民生主义一项，其实就是英文socialism的汉译。用他的话解释，就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另一个通俗表述就是“耕者有其田”；而其学理表述则是“核定地价，增值归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设想，是历史条件决定的。孙中山在为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撰写的《发刊词》中说：“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其后也。”正是因为看到了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他才想到中国革命应该避开欧美的老路，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极为珍贵的思想！

    孙中山还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到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孙中山小时候就到檀香山，后来游历各国，又曾在香港工作，对资本的本质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深刻的理解，他的著作中有很多是讨论民生主义的。今天看来，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的丰富和发展。

    （三）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

    梁启超是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更有说服力。在他之前和同时代，主张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有康有为和章太炎。康有为是梁启超的老师，他从公羊“三世说”出发，主张社会改革，撰写《大同书》，表达他对世界大同的理解，是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名著。章太炎不仅是近代大学问家，他还是关注时势的思想家，在20世纪初的革命浪潮中，发表了众多针砭时弊的言论，其中不乏社会主义的见解，均田就是其中的一种主张。

    梁启超主张自由主义。但是，他于1918—1919年游历一战后的欧洲，切身感受到欧洲贫富两极，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他这样写道：“我们留欧一年，这罢工风潮，看见的、听见的每月总有几次。其中最大的如九月间英国铁路罢工，那里是两个团体竞争，简直就是两个敌国交战。”梁启超在欧洲，还耳闻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他这样写道：“俄国过激派政府居然成立，居然过了两年，不管将来结局如何，假定万一推翻，他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理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影响自然是及于别国，和……所谓‘中庸政治’（指社会民主主义）相争，还不知谁胜谁负哩。”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梁启超心中滋生了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同情，认为符合中国传统。他写道：“讲到国民生计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潮的人渐渐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但我的意见，提倡这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孔子讲’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最精要的论据。我并没有丝毫附会。至于实行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他太敏锐了！居然看到社会主义是中国传统所固有，这是了不起的洞见！

    对于通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饱读中国传统典籍的梁启超发出疑问：“直到第十九世纪，算是国家主义全盛时代，主张这主义的人，便说‘国家是人类最高团体，没有别的团体能加乎其上’，但是这些话到底对不对呢？我们敢毅然决然地说是不对。”能发现民族国家并非人类最高团体，这说明梁启超的确对自己母国文化了解之深，绝非常人所及。

    目睹了国际联盟成立的种种情况，他对国联能否成功表示怀疑，转而呼吁发扬中国传统：“‘全体人类大团体’的理想，我们中国是发达很早的。我们向来并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所以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个人），是单位的基本；天下（世界）是团体的极量；家（家族）国（国家）不过是团体组织里头一种过程。所以我们中国人所崇尚的，一面是个人主义，一面是世界主义，中间却不认得有什么国家主义。”至于他认为“全体人类大团体”理想“中国发达很早”，这不仅说出了历史的真实，还不禁使人想到当今我们憧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

    最为可贵的是梁启超提到了《共产党宣言》，并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一八四八年，德国的马克思发表一篇《共产主义宣言》，内中有一句惊心动魄的话，说是‘贫民无祖国’。他的意思，以为现在人类不应拿国籍来‘纵断’，只须拿阶级来‘横切’，以为国际国境的观念，足以搅乱劳工团结，反将阶级奋斗的精神减杀了，以为‘爱国’两个字，不过资本家利用人类幼稚的感情，借来维持他们固有的势力。这种话是否和真理完全符合，姑且勿论，要之，是世界大同观念一部分的发现，无论何人，总该承认哩。”总之，20世纪初，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之前，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已经醒悟，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自觉，古代社会主义因素经锻造和淬火，已变得更加纯净而坚韧。

    四、余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数十年的建设与发展，我们的综合国力已有了极大提升，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另一方面，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大势不可逆转，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与经济全球化一样，文化全球化不是平等的全球化，而是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实力竞争的全球化。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辉煌灿烂的优秀传统文化，使我们在与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竞争发展中，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和无与伦比的文化自信。我们要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两个结合”、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其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同时，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砥砺奋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