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回忆中，刘伯承和蔼慈祥，但在刘弥群、刘蒙看来，那只是父亲的一个侧面。孙子对带兵打仗者要求是“智信仁勇严”，在朱德眼里，刘伯承正具备了这样的品质。

    那一代革命者的特点

    戎马一生的刘伯承在19岁时就参加了学生军，投入辛亥革命，次年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毕业后参加了讨袁护国运动。当时的刘伯承，就是一个善于带兵作战、善于研究军事理论的典型军人，很早就有“川中名将”的美誉。1926年，刘伯承加入共产党，从而脱离旧军阀，成为一名革命者。

    “那个年代革命者心目中都有一个神圣的理想，这也许是现代人难以理解的。”在刘弥群眼中，父亲的很多举动都是从大局出发，超乎个人名利之上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而早在10年前，他已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想想看，如果不是为了他心中的理想，怎么会毫无怨言地接受从军长到师长的身份之变？”

    渡江战役后，刘伯承又率领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国民党部队土崩瓦解后，中央的部署是由贺龙接管西南，于是，刘伯承率二野部队在成都城外守了三天，直到兄弟部队到达成都、先进城后，才带二野部队随后进城。

    南昌起义失败后，1927年底，刘伯承乘坐一艘苏联海轮离开上海，远赴莫斯科学习军事。

    那时的苏联实行供给制，刘伯承是以中共将军的身份去学习的，享受的待遇高出普通学员。为了提升俄语口语，他找到学校打扫卫生的一位女工说：“你陪我聊天，我可以把用不了的供应券给你。”他的口语因此提高得非常快，不久就是班里最好的学生了。半年后，由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亲自写推荐信，进入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留学三年的刘伯承回国。

    刘伯承后来组建南京军事学院时，聘请的一位苏联顾问比较傲慢，经常指责中方不懂军事。有一次刘伯承约他谈话，用俄语重点阐述了自己对俄国著名军事家苏沃洛夫十大军事原则的理解，苏联顾问听后深感惊讶：“没想到中国还有人对苏联军事家研究得如此深刻！”从此，他再也不评头论足。

    “冬不服裘”“雨不张盖”

    刘伯承一生负伤11次，其中重伤9次，这也许是中共重要将领中受伤最多的人之一，那些伤疤也是刘伯承戎马一生最真实的记录。刘蒙说，父亲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说我作战有些经验的话，那是子弹告诉我的！”

    1947年，刘伯承、邓小平带领部队执行“挺进大别山”战略任务，前面淮河挡住去路，后面眼看追兵已到。刘伯承想带部队涉水过河，派参谋前去探查。参谋是个喝了些墨水的小知识分子，回来报告说：“大水滔滔，难以过河。”刘伯承当即批评他：“你应该看水深、流速、河底情况等，‘大水滔滔’是什么概念？”

    他自己带了一个警卫员，找了一个小筏子下了河，手拿一根竹竿亲自试水深，然后看见一个饲养员从上游拉牲口过了岸，刘当即判断：可以过河。他们在河两岸拉起长长的绳子，士兵们蹚着快涨到脖子根的河水，迅速转移到河对岸。

    也算天意，当追兵赶到，河水已经涨得老高。“表面看这含有运气成分，但是如果没有父亲对实际情况的观察、了解，就不会有这样的‘运气’，部队也逃不开全军覆没的命运。”刘弥群说。

    刘蒙讲了这样一件往事：刘伯承率部队进军大别山时，下令把包括马车等装备都甩掉，轻装行军。第二天早上起来，在朦胧中看见行军队伍中仍有一辆马车，一问，是作战科长的。这位平素被刘伯承看重的作战科长解释说，作战科东西多，所以还需要用马车运。刘伯承大怒：“来人，把他绑起来！”于是，这位作战科长被五花大绑，一直跟在队伍后面行军。“部队里最讲究‘信’，军令如山，这一点上，父亲要求得是很严的。”

    古代兵书对将者提出“冬不服裘”“雨不张盖”的要求。1937年一二九师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时，刘伯承统率的部队不过万人，天下着大雨，他“雨不张盖”。12年后，1949年7月6日，南京举行阅兵仪式，又是下雨，这时他统率的部队已达几十万人，仍旧“雨不张盖”。

    第二天的南京《新华日报》对阅兵典礼的报道有这样一段描写：天正下着雨，而刘司令员却几次拒绝了警卫人员送上去的雨衣。刘司令员这时向李达参谋长说：“步伐还可以加速一些，战士们都没有带雨具。”

    1956年，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南京，参观南京军事学院。由于刚授衔，学院决定校级以上军官身着新发的礼服、佩戴勋章夹道热烈欢迎。不巧当天又下起大雨，有人舍不得刚发的新礼服，于是向刘伯承建议，将欢迎仪式改到礼堂里进行。刘伯承回答：“事关国威军威，哪能随心所欲！”

    结果，仪式当天，他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礼服，拒绝雨伞，陪同外宾前来的陈毅见此情景也拒绝了雨伞。两位元帅英姿焕发，冒雨欢迎外宾，令苏加诺一行深受感动。

    赢得“军神”美誉

    刘伯承的军事才能为许多人所称道，他赢得了诸如“当代孙武”“军神”等美誉。

    “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很多年后，刘伯承告诉孩子们，在渡江战役前夕，面对长江，他常常默默吟诵古人这句豪气冲天的诗句。

    那时的刘伯承已经意识到，长江一战将会是决定中国未来前途之战，而长江不会再成为天险。若干年后，刘伯承意味深长地告诉孩子们：“历史上号称有三次‘百万雄师过大江’，但只有我们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战役才是真的！”

    1949年1月7日，刘伯承在前线指挥部向百万军队发出了准备渡江的号令，长达100多公里的江面全线展开。由刘伯承、邓小平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三个兵团，作为主力从正面突破；陈毅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为左翼，林彪部队为右翼，转隶于刘伯承指挥。

    4月20日渡江一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从正面突破后，敌人防线已彻底崩溃，两翼也顺利通过，“势不可挡”一词在此时有了最生动的解读。刘伯承的子女回忆父亲当年的叙述：最快的15分钟，最慢的也不过是30分钟，人民解放军就突破了长江天险。

    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部队只剩65万人，而且士气尽失。虽然在长江沿岸布下重重防线，但在刘伯承看来，那只是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如其一处被斩断，则全线震撼”。

    从发布命令到真正渡江，中间经历了三个月准备期。身为广州军区装备部副部长的刘蒙，在后来学习军事的过程中逐渐理解，父亲的战术其实也是“三十六计”中的“以逸待劳”：“我们在长江这一边，敌人在那边，我们的一个小动作，会使对方高度紧张，实际上也是在慢慢消耗他们，最后把他们拖得疲惫不堪。”除此之外，我军也是在寻找最佳的政治时机发动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