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反对斯大林，但更多是剖析产生斯大林的独裁制度，他提出——

    “社会主义也要借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要民主化”；

    “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

    “如果工人阶级国家不比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工人阶级奋死斗争又为了什么呢？”

安徽安庆陈独秀墓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把现实与陈独秀的预言相对照，不能不惊叹他的判断是多么准确！

    但是，如果仅仅是惊叹于这位思想家的前瞻，敬慕于这位革命家的执着，后人是否依然只流于把栏杆拍遍的浅吟低唱？

    如果悲剧谢幕后，观众仅仅是掏取红巾翠袖，为主人公的坎坷命运揾一把英雄泪，曲终人散走出剧场，清泪随风而逝后，那最具价值东西的撕裂还有什么意义呢？

陈独秀墓园

    历史应当有回声。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回忆党内路线斗争问题时说：“陈独秀……不是搞阴谋诡计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3页）；

    蔡元培先生也称赞：“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坦荡磊落，是人性的光辉，是灵魂的高贵，而在铁血的政治斗争中，莫非它注定成为党的领导人置自己于灭顶之地的阿喀硫斯之踵（软肋）？

    瞿秋白临刑前在《多余的话》中叹息：像自己这样一个“文人积习未除”的“半吊子文人”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实在是“历史的误会”！ 陈独秀何尝不是如此？
“坐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明明是个可以躲进小楼安享人生的大学问家，却扯起政治革命的猎猎大旗冲在最前列——

    怀文人的理想而弄历史的大潮，抱人间的情怀而盗天神的火种，却低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复杂和吊诡无情而几乎永世不得翻身。

    这就是中国政治中书生革命家的悲剧悖论？

    如果说，一个国家在走向文明和富强的过程中，一定要有前人惨痛的人生作“药引”，至少这受难的普罗米修斯能铸成一座永恒的雕像，指引我们在他毕生高倡的民主和科学大道上更快地驶向理想国。

1980年 ，陈独秀三子陈松年（右二）、孙女陈长璞（左二）在安庆陈独秀墓地，左一和右一为安徽电视台工作同志。这一年才敢在墓碑上标出陈独秀三字。陈独秀的墓，从四川到安徽，曾五次搬迁

    作者简介：新闻人。出生于安徽，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伊拉克战争期间曾任驻中东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