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北京2020年4月1日电（侯文忠）   

    建国后，毛主席只是建国初去了两次苏联，他的出行主要是在国内。在国内分为在北京和离京。

    在北京去的最多的是人民大会堂，再就是到天安门、钓鱼台和玉泉山等地，主要是开会、会见外宾、接见群众。

    毛主席在京出行乘坐保险吉斯车，后来给他配备了红旗保险轿车，由于他个子高坐惯了吉斯车，所以很少坐红旗轿车。1971年林彪事件后，考虑到毛主席的安全，对用车进行了个别调整，把过去只用一台保险吉斯车，改成两台保险吉斯、两台相同型号不保险的吉斯车。这样从外观上看车型相同，主车和随行车就难以分辨，相对安全性更高。不过，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由于身体原因外出极少。

    毛主席在京每次外出，由毛主席警卫中队四区队负责沿途随卫和所到之地的警卫。毛主席每次外出前，由几名警卫战士先到目的地布置好警卫，我们叫“打前站”，其他警卫战士负责沿途警卫，我们叫“随卫”。在随卫的路上，所有人员精力都非常集中，分别注意观察四面八方的情况。遇有特殊情况，前卫车先停下处理，毛主席乘坐的主车和其他随卫车继续前进。路途上严格按着多年来根据实践经验制定的预案行动，确保了毛主席在京出行的安全。

    毛主席虽然身为党的主席，他的行动也不自由。他离开北京要经过政治局同意，每到一地又受到中央办公厅和警卫人员的约束。他决不是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早年上街的时候，要戴墨镜口罩。他为此发过脾气，可是没有用。在北戴河时，他一再坚持出去随便走走，见了农民就想聊天。聊天怎么能戴墨镜口罩啊？毛主席愤然摘下，扔到一边。农民立刻兴奋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下不得了，群众闻声拥来。于是被警卫人员不容分说搀着架着拉走了。1952年在武汉游黄鹤楼,也戴了口罩,还是让一个孩子认出来。刹那间,人群潮涌,警卫使出浑身解数才保驾下山。毛主席感叹道: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1958年在天津正阳春饭馆被群众围困。事后清理现场，仅群众挤掉的钢笔、手表和鞋帽等物品就收了七框半。过后，他叹息一声，说：“我可以理解你们了。”

    久而久之，他只能望而却步。他再也不能像在延安时那样到群众中去了，他逐渐接受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毛主席坐在专列上，总是那么神往地注视着窗外那普通的农村，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农家生活。他也只能叹为观止。

    毛主席生前先后58次离京外出，历时约3131天。毛主席说："我在北京呆久了，就感到脑子空空，但是我一离开北京，里面就有东西了。"毛主席离京外出主要是调查研究。毛主席到了晚年离京外出，经常去的是郑州、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济南、天津等地，当时叫“南巡”。主要交通工具是汽车、火车，极少乘坐飞机。因为中央不许他坐飞机。

1969年9月23日毛主席南巡途中在专列前与随卫人员合影

    毛主席南巡有他的专列，每次南巡专列车厢的节数不同，一般十二节车厢，毛主席住在中间的车厢。他住的那节车厢除了卧室、卫生间外，还有一个大客厅，里面摆着桌子、沙发、椅子，这是他沿途开会、会客用的。此外，有餐车、行李车、公务车等车。毛主席的专列被称为流动的中南海。

    他带的行李主要有床上铺的、盖的；身上穿的；日常用的牙粉、牙刷、肥皂等；以及吃的、喝的，厨师还把油盐酱醋茶等带上。毛主席是不愿给地方找麻烦。

    毛主席是个手不释卷的人。行李中最有分量最重要最不能少的是那两个书箱。那是两个木头箱子，粗糙笨重，二尺高，三尺长，一尺多宽，刷了清漆，这是专门出差装书用的。像《辞海》、《词典》、《楚辞》等书是每次必带，其余唐诗宋词古典小说及哲学书籍根据毛主席的吩咐选择。一般情况下，是负责打前站的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先把毛主席的书运到专列上或是目的地，做到主席未到，书籍先行。

    毛主席在生活中是无拘无束的，他的书房和卧室里堆满书报，看似杂乱无章，他却能够随心所欲地找到自己要看的东西。如果有人想搞点标准化，归置整齐，那就糟了。他会因为找不到要看的书而烦躁恼火，甚至发脾气，说： “你们打扫卫生，我的书不许你们动，放在哪里就在哪里。”时间长了，他身边人员都养成了习惯。沿途也会按照毛主席看书的习惯，将书在专列上或住地摆在办公桌上、床上、沙发扶手上、甚至厕所里，保证毛主席一到目的地，他需要的书轻而易举就能在“老地方”找到。。

    毛主席乘坐的专列一前一后，还有两列同样的专列。前面的专列开道，叫前驱车；后面的专列押尾，叫后卫车。行进中，前驱车和后卫车间隔有一段距离。专列的车厢外边不挂标志牌，一路通行无阻，别的列车都让车。有时中途靠站加水，也不过停十来分钟。

    正常情况下，到站只开第六节和最后一节车厢门。毛主席车厢前后门只有他上下车或接见有关人员时才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