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穴暗斗

    1945年底，六战区长官司令部被撤销，在原来基础上，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不久，行营又改为行辕。为处理善后事宜，成立经理处，杨蕴被调到经理处工作。杨蕴调离后，机要部门剩下刘绵一个人，他没有觉得孤单，只感到自己的任务更重了。

    当时，武汉地下党的力量薄弱，经费短缺，缺少必要的工作手段，全靠死记硬背或借机抄录收情报。由于刘绵在机要室文书课任总收发（军衔是军委二阶，相当于中尉），行辕一切文件都要经过机要室总收发，由他拆开过目登记在册后，再分发有关长官批阅，所以可掌握的情报面较广。接受党组织的任务后，他小心谨慎，少说多做，抢重活，并且十分注意与上下左右搞好关系。

    刘绵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一面努力干好本职工作做掩护，一面收集并向地下党组织传递了大量军事情报。有兵力分布、武器装备、防区划分、作战计划、敌军团以上人员名单、随军特务名单和敌人收集的我地下党的黑名单，以及上层下达的重要指示等。还通过一些机要人员收集首脑会议情况，敌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等。

1953年与战友合影，中为刘绵

    这些情报都是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当时他在一个大办公室工作，对面桌是个课员，要在纷纭复杂的一堆进出文件中搜集有用的情报资料，必须用心观看。将有用的文件放在手边，然后打开收发文簿进行登记。趁没有人注意时把登记簿翻到后面，像登记文件一样在文格内迅速抄录情报，发现有人过来或对面桌上的人站起来，又迅速把登记簿翻回来继续认真登记文件。好在抄写速度非常快，记性又好，许多情报资料都是这样抄写或背记的。庆幸的是这样干了很长时间，竟然从未失过手。有时文件内容多，他就在办公室等人少时抄录。有次文件中的情报内容太多，他装作有事偷偷把文件带回宿舍里，爬到床上抄写。后来刘实同志知道了，严肃批评了他的冒险行为，并认真告诫说，你的安全就是党的利益，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在安全情况下传递情报。党组织的关怀更鼓舞了他的斗志。后来文书课撤销，他被调到监印室，和一个姓李的秘书负责核对校印文件。刘绵争取到核对要害部门发出的文件。通过校对文件获取情报资料更加艰难，主要靠死记硬背，然后追记下来，当无人注意时也可以抄录。行辕二处是军统的派出机构，文件专人专送，校对时也有人站在旁边监视，直到盖完了公章后才拿走。遇到这种情况，要像小学生背书似地把情报默记下来。有时候因内容过多时记不住，就借口这是重要文件，要做到一字不错，必须多校对几遍才靠得住，意在拖延时间，以便把它记牢。

    刘绵所取得的军事情报，大半是写在小纸上借外出之机交给刘实，有时也利用接头机会口头向他汇报。他每次都按刘实事先约定的时间、地点与他接头。或在电影院门口，或在剧院里趁入座时别人不注意递交情报，有时也约在咖啡馆或街头见面。至于刘实同志拿到情报又如何传递投送到中原军区司令部，以及司令部对送去的情报如何评价回应则一无所知。

    特急情报

    《武汉文史资料》第一辑中刊载有原武汉市工委书记曾惇在《解放战争时期，武汉市委地下革命斗争概述》一文中写到“1946年6月24日，国民党进犯我中原解放区，在敌人行动前的许多天，刘绵就在行辕里得到了有关兵力部署、作战方案的绝密文件。他表面上若无其事，但心急如焚，经过抄录后迅速递交给地下党，党组织派人把情报秘密地送给了当时在汉口美国新闻处工作的陈枫，再经陈枫暗中转给了当时在武汉的三人军调小组我方翻译马寒冰，马立即交给我方代表吴德峰等人，通知了我解放区。还有敌人呈送武汉行辕决定逮捕我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的黑名单，在逮捕令校对盖印之前，刘绵也记下来，及时报告地下党组织。党组织迅速布置这些同志转移了。”

    1996年为纪念中原军区突围五十周年，《武汉春秋》杂志曾刊登了陈枫的《给中原军区送情报》一文，详细叙述了在当年武汉地下党领导下，刘绵如何潜入敌营，如何取得重要情报，地下党又如何设法组织力量，把情报尽快送到宣化店中原军区领导机关这段史实。原中原军区有关同志在文章前写的卷首语：“1946年6月，当国民党以22万大军将中原我军重重围困，妄图‘一举包围歼灭’，全面发动内战。李先念同志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参考武汉地下工作者提供的国民党军事机密情报，作出主力以南北两路向西，其他在东西北线行动的分路突围，相互策应的具体部署。并在7月1日敌人发动总攻之前，于6月16日夜出其不意，指挥中原军区部队突破国民党的内层包围圈，胜利展开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值得称颂的是，当年中共的武汉地下党员获取国民党情报后，兹事体大，考虑这一机密涉及我军的安危，于是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机智地组织了一次送情报活动。”

金婚纪念（1953—2003），与夫人周云霞2003年摄于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