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绵,1923年农历7月13日生于陕西富平县。1937年上初中。1939年考入省立兴国中学。1944年,在审计部当雇员。1945年底,安插到国民党六战区长官部机要室工作,为我党获取很多重要情报,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4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春,受地下党派遣,逐步开展策反国民党军232师的起义,至1949年7月底,起义成功。1949年9月,任湖南军区工作团秘书。1951年初,参加广西剿匪。1954年底转业,任交通部公路工程二局第三工程处宣教科长。1968年3月后,先后任开封汽车修造厂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1975年10月参加援建伊拉克摩苏尔第三大桥工程。1984年离休。
向往光明
刘绵1943年在重庆,考入朝阳法学院会计专修科。次年,离开学院,经时任监察院于右任院长秘书的父亲通过关系介绍,在审计部当了一名雇员。白天上班,晚上去私立东吴大学法律系学习,如饥似渴地阅读《新华日报》和进步书刊。经常去《新华日报》营业部、三联书店、中苏文化协会参加报告会,聆听社会名流、学者、民主人士如郭沫若、茅盾等人的演讲。他们对时局的精辟分析,讲述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做人应有的真正品格等都给他以深刻的影响。他还观看进步艺术团体演出的含义深刻的话剧等。这些加深了他对社会的认识,使他受到了积极的影响,坚定了人生信念,由彷徨苦闷逐渐转向积极地生活。
这时,《新华日报》登出了共产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到解放区去的消息,并大量报道了解放区的情况。刘绵眼界开阔了,逐步认清了国民党腐败无能,不能依靠它挽救中国之命运。他决心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认准方向,把个人的生活目的与伟大的革命事业和和祖国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
1944年下半年,刘绵的老同学杨蕴从兰州西北师范学院辍学而来,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初中时杨蕴就是班上思想激进的同学(他1939年就加入党组织,后因国民党反共高潮失去联系)。来重庆后,杨蕴经人介绍去中苏文化协会工作,这样就拓宽了他们了解社会、接受进步思想的渠道,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向往光明、投身革命的热情。不久,他们已能阅读到油印的秘密进步刊物(如《他山之石》等),更多地了解到解放区民主政权建设的蓬勃发展情况。解放区战场的节节胜利等,使他们的信念更加坚定,参加革命的愿望越发迫切。
1956年10月与战友杨蕴(右)合影
1945年6月,他们找到中共南方局青年组朱语今同志,终于和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为响应党的“知识青年到解放区去”的号召,他们要求去解放区。朱语今同意了他们一行四人(刘绵、杨蕴和杨蕴在西北师范学院的两位女同学)去江汉解放区的要求,并给他们安排了行动路线等。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期启程。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了,全城沉浸在狂欢中。不久,又有一件大事再次震撼了山城,《新华日报》散发号外,“中共中央毛主席来重庆参加国共谈判了!”人们奔走相告。为了见到朝思暮想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多少人守候等待。终于有一天在上清寺与曾家岩之间张治中官邸门前,刘绵看到了毛主席的高大背影,心中有说不出的兴奋和喜悦。看到他那朴素的穿着,镇定稳健的步伐,从容不迫的神情;敬佩他 的胆识和才能,更增强了自己的信念和力量。
深入虎穴
1945年8月下旬,经过周密的准备,刘绵他们终于启程了。
一行四人在朝天门码头登上了东去的航轮,上船后心情很不平静。船过巫峡到达湖北巴东,杨蕴了解到国民党军队已进驻三斗坪,他们要去的联络点已撤走了。怎么办?紧急磋商后,他们决定下船暂住巴东。此后,就近找杨蕴的亲戚、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严信民求助,得到了支持。
因舱位紧张,严信民安排刘绵头批去汉,杨蕴等随后来。9月初,刘绵搭乘第一批第三船从巴东出发,到达汉口轮船码头。由于他人地两生,又操外地口音,虽多方奔走也找不到关系。杨蕴等三人随后来汉。通过严信民等关系疏通,杨蕴和刘绵被安插到六战区长官部机要室工作。刘绵任总收发,一切往来文件都通过他这里。随即与重庆组织联系。
1952年与战友相聚于海口
1945年12月,重庆中共南方局朱语今派谢速航从重庆来武汉,持朱语今的信与刘绵接头,传达了重庆党组织的指示:“武汉党组织受敌人严重破坏。你们既然已深入敌军事要害部门,不必再去解放区,留下来也能为革命工作。”接上关系后,他们心情振奋,急切盼望着分配任务,为党工作。不久,谢速航把他们的关系转给了刘实(他也从重庆来,后来地下党组织建立后为市工委书记)。他向刘绵和杨蕴分析了国内形势,说:“蒋介石贼心不死,内战随时可能爆发。你门所在单位是华中数省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的机要部门,地位非常重要。必须坚决留下为党工作,利用职务方便获取各种有价值的情报,摸索首脑机关的活动规律和动态。”并规定只准与他单线联系,不能发生横的关系。并确定了联系方法等。组织上交给的重任,使他意识到一个革命战士的作用。他紧张而又谨慎地工作着,从没有考虑过自身的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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