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征第一村”

    钟屋村（又称中复村）位于长汀松毛岭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一役——松毛岭保卫战就是在这里进行的。松毛岭保卫战后，主力红军红九军团以这里为起点开始实施战略大转移。钟屋村亦被称为“万里长征第一村”。

    1934年9月，为了保证中央和主力红军顺利转移，担任阻击任务的中央主力红军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在松毛岭上与敌军进行了一场激战。经过7天7夜的战斗，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从而为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赢得了时间。松毛岭保卫战后，红九军团奉命撤出战斗，转移到钟屋村一带集结待命。30日上午，红九军团在钟屋村“观寿公祠”前的大草坪上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告别；下午3时，利用雨雾天气作掩护，红九军团兵分两路从钟屋村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

    10月初，在宁化县的红军部队也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调剂生产劳动力，肇启农业合作之端

    闽西苏区党领导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而要发展农业生产，必须解决劳动力、耕牛、农具等问题，为此，闽西苏区创造性地组织了耕田队、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等组织。

    1930年，上杭才溪乡率先办起了耕牛队，互相调剂劳动力。次年，才溪乡在耕田队的基础上，创办了中央苏区第一个劳动合作社。劳动合作社以乡为单位，根据群众自愿组织起来，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劳力调剂，在不改变个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开展劳动竞赛，实行生产互助。

    才溪乡创办耕田队、互助社的经验，逐渐在闽西、赣南推广。后来，苏维埃中央政府总结了闽西苏区群众创造的经验，正式颁布了《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规范了农村劳动互助社的组织和管理。

    耕田队和劳动互助社的创办和发展，有效地解决了苏区农业劳力的余缺矛盾，增强了农民之间的团结互助精神，调整了生产关系，对恢复和发展苏区的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首创农事试验场，推广生产技术

    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不断提高生产技术，为此，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于1930年开办了农事试验场，提倡科学种田，推广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提高了产量。

    接着，闽西苏区各地纷纷建立起了农事试验场。这一新鲜做法为毛泽东所发现而进一步推广。他指出：“目前自然还不够提出国家农业和集体农业的问题，但是为着促进农业的发展，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却是迫切地需要的。”随后，农事试验场在中央苏区各地普遍推广。

    农事试验场的建立，为改良品种，推广先进技术和培养农业技术人才，开展农业科学研究，提高农作物的单位产量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平抑粮价，始创粮食调剂局

    粮食调剂局是中央苏区政府对商业活动进行计划性管理的专门机构。它的特点是根据苏区粮食需求和供求变化来调剂价格，缩小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差，以解决谷贱伤农的剪刀差问题，从而促进苏区内部粮食流通和保障军需民用的目的。

    1930年7月，闽西苏区最早成立了粮食调剂局。1933年2月，为了全面调剂粮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36次会议决定推广闽西苏区这一做法，在中央苏区各地设立了粮食调剂局。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粮食工作的统筹管理，中央政府决定成立粮食部。粮食调剂局划归粮食部领导。此时的粮食调剂局成了调剂苏区粮食，保证红军及政府给养，帮助改善工农生活的国家机关。

    粮食是革命战争和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的基础。粮食调剂局的成立，通过购、销、调、存业务，打击了奸商，平抑了粮价，有计划地组织粮食出口换回盐、油、药材等日用必须品，解决了谷贱伤农的问题，调动了广大农民种粮积极性，改善了军民生活，有力地支持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因而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创办闽西工农银行，衍生红色金融新经济

    为了稳定金融秩序，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在金融上支持革命战争，同时解决市场上货币流通等问题，1930年11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在龙岩城下井巷创办了闽西工农银行，由阮山任行长。

    闽西工农银行的开办基金是募股而来的。银行资本定为20万元，分20万股，股金以大洋为单位。通过募股来建立银行的方式在苏区经济建设中是独一无二的，具有首创性质。

    闽西工农银行成立后，发行了自行印制的纸币。原来各地信用社发行的纸币以及伪币、杂币都停止流通。对于白区银元，可按一定比例向闽西工农银行兑换纸币。

    为了充分发挥银行的职能，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闽西苏维埃政府规定银行资本动用比例为：存库现金30%，市面流通13%，社会保障7%，投入闽西苏维埃政府10%，投入各种合作社25%，投入苏维埃商店和土地生产15%。银行实行低利借贷，贷款月利0.6%。商业借贷月利1%，货款对象主要是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

    闽西工农银行在成立后一年多时间里，摸索和总结出了一套苏维埃银行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为后来苏维埃国家银行的成立和运用准备了人才，积累了经验。

    开通红色交通线，畅通中央苏区血脉
 
    中央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之间的联系，最先是通过在1929年夏由中共福建省委和中共闽西特委建立的秘密交通线来完成的。这条秘密交通线对外称闽西工农通讯社。地下交通线的线路是：上海——香港——汕头——潮州——大埔——永定——长汀——瑞金。后来，交通线交由国家政治保卫局负责，中央内务部交通局也参加了领导。

    红色地下交通线的主要任务是：安全护送上海中共中央与各苏区间人员往来和重要文件、物资的输送传递。通过这条交通线来到中央苏区的重要干部共有200多人。他们当中包括周恩来、博古、张闻天、项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叶剑英、任弼时、王稼祥、瞿秋白、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何叔衡、刘伯承、聂荣臻、李德等。

    由于地下交通线的工作人员严格执行秘密交通纪律，机智灵活，赤胆忠心，自1930年至1935年长达6年的时间里，虽历经许许多多的危险，但始终未出现差错，确保了安全畅通，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最美山城成就中央苏区“红色小上海”

    中央苏区时期，长汀的工商业非常发达，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被人们誉为中央苏区的“红色小上海”。

    当时，长汀的汀江航运非常发达。汀江绕城南流，经上杭下永定、大埔，至韩江，经汕头流入南海。光是航运民船每天就有“上八百（长汀至上杭）、下三千（上杭至峰市）”之称。可见航运之繁忙，自然成为闽西、赣南的物资集散地。

    长汀的手工业自明清以来就颇负盛名，商业也相当繁荣。1929年春红四军首次入闽后，就颁布了毛泽东起草的《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指出共产党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后来，苏区政府采取了各种保护和鼓励发展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同时又组织领导发展公营和集体工商业及其它经济组织。长汀的经济更加日趋繁荣，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

    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长汀大力发展商业，积极开展对外经贸活动。主要措施有：兴办公营商业，发展合作社商业，成立粮食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贩卖合作社。同时，恢复了私营商业，允许商人自由买卖。据不完全统计，长汀城仅私营商埠就有367家。

    为了让无店的个体小商人经营农产品，长汀城内设立了东西两个红色米市场。每天都有邻县群众1000多人前来赶场，十分热闹。

    长汀城内公营的中华贸易公司负责收购烟叶、茶叶、香菇、木材、樟脑等土特产，运往白区销售，又从苏区外换购大量的中西药、布匹、煤油、火柴、食盐等紧缺物资，供给军需民用。公营商业购销额大，生意十分红火。

    长汀的工商业活动，大大地活跃了苏区市场，调节了苏区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现象，促进了苏区经济的发展，并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巧开物流，封锁线上反“封锁”

    闽西苏区建立后，国民党采取了设置哨卡、修筑碉堡、没收物资直到处以重刑等封锁措施，切断了闽西苏区与白区的经济联系，给苏区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由于苏区产品滞销，造成了失业人数剧增，军需品和生活日用品奇缺。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1930年闽西苏区成立了对外贸易局，有计划地组织对白区的经贸活动。苏区政府积极发动商人与白区的商业往来，同时鼓励白区商人到闽西苏区做生意。苏区发给白区商人经营护照，对他们的货物采取不检查、不课税的优惠政策，并给予兑换现金的方便，从而刺激了贸易活动的开展。白区商人为了做生意，装扮成樵夫，或用钱打通关节，或与民团合股经营，把苏区需要的大批食盐、布匹、药材，甚至枪枝弹药输入苏区。

    1933年10月福建事变后，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设在龙岩的闽西善后处还在上杭蛟洋组织了贸易合作社，贮存了大量物资，陆续运往闽西苏区，向闽西苏区供应了大量的食盐、布匹、西药、器材等急需品。当地百姓也可以自由进出苏区进行商业交易，这对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发挥了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