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地方顽固派由消极抗战到积极反共,益寿、益都两县形势进一步恶化。1月5日、18日,相继发生了“东朱鹿惨案”和“刘集事件”, 中共清东地委组织部部长李寿岭、中共益寿县委组织部部长刘旭东、宣传部部长张鲁泉等12名同志及近百名干部战士光荣牺牲。6月,中共益七区区委书记周永胜等同志被伪徐振中部杀害;月底,中共青州敌工委书记黄绍远公开叛变投敌,益都百余名党员群众被捕。为应付严峻的形势,中共清河区党委调整充实了益寿县领导力量,并在党员中开展了形势教育和反自首、反动摇、反逃跑活动。在铁路南,中共鲁中区党委为加强淄河流域的领导,于7月建立了中共益临工委和益(都)临(朐)淄(川)博(山)四县联合办事处,领导淄河流域广大革命群众,采取多种方式同日伪顽进行坚决斗争。
1942年,铁路南北两地区形势继续恶化。2月,益寿县撤销,重建益寿临广四边县。日军调集大量兵力对我军民反复“扫荡”,实行“铁壁合围”“梳篦拉网”等战术,在我根据地内安设据点20余处。由于日伪顽的联合“清剿”,我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委书记丁亦民壮烈牺牲,大批干部群众遭杀害,尤其是“七·一大扫荡”后,四边县全部被“蚕食”,昔日的益寿临广四边根据地变成了“南北一炮打穿,东西一枪打透”的狭小地带。铁路南吉吉顶失守以后,李家峪等13个村庄被“蚕食”, 中共益临工委、四联办及县大队也被迫撤到淄河以西活动。此外,党内叛徒对党组织的破坏,更使我两地军民处于极端困难环境之中。但是,益临边区及四边县党组织和人民不仅没有屈服,反而更加英勇顽强,采取灵活的战术同敌人进行斗争。四边县被“蚕食”后,县委将机关干部、战士及乡村干部300余人,分批转移到广北根据地。县委书记李荆和、县长赵治安率县独立营一个排就地同群众一起坚持斗争,并逐步建立起革命的两面政权、情报站和秘密联络站,干部实行“职业化”,与可靠的党员群众加强联系。8月,建立了四边特务大队,这支精干的武装,像一把钢刀插进敌人心脏。采取“翻边战术”,开展小型活动,实行“麻雀战”,不断袭扰敌人,在敌伪据点密布,碉堡林立,封锁沟纵横的艰苦环境中,站住了脚跟,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同年,中共清河区党委决定建立了中共益东工委,在敌占区六、八、九区一带开展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四边县的对敌斗争。在铁路南,虽然环境更加困难,我党政军民仍坚持了下来。7月,鲁中一军分区司令员廖荣标率部奇袭马鞍山,沟通了中共益临工委与中共泰山地委的联系。11月,两千余日伪军在两架飞机、六门重炮的配合下,对我马鞍山发起疯狂进攻,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我40余名伤病员及抗战家属,毫不畏惧,英勇顽强地抗击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凯歌。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到1943年春天以后,形势开始好转。在铁路南,泰山军分区副司令钱钧率部挺进淄河流域,进一步打击吴化文部。为了开展青州至临朐之间的对敌斗争,中共鲁中区党委决定建立了中共青州工委。夏秋之间,通过两次讨吴战役,消灭了吴伪的有生力量。10月,中共益临工委改为中共淄河县委。在铁路北,四边县军民在清河军区统一指挥下展开夏季攻势,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同时,铁路南、北各级党组织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整风学习,加强了党的建设,带领群众开展了生产运动,同群众一起克服了灾荒,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自1944年起,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军民进行战略反攻。2——3月间,四边特务大队配合清河军分区主力在四边境内连续作战。7月,参加渤海军区发动的夏季攻势第一阶段作战。通过战斗,促使王道率“灭共建国军”第八团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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