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同志们：上午好！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取得明显成效基础上，党中央决定从2016年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又一次出发。这也表明，全面从严治党，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而是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系统思维。标本兼治，成风化人，“山中贼”和“心中贼”都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三年多高强度、大密度的正风反腐，在清除了一大批腐败分子的同时，也日渐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强大势场，政治雾霾被驱散，政治常识被唤醒，党风政风向善向上，为“着力营造政治上的绿水青山”准备了有利条件。由是观之，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常态化制度化教育延伸的“两学一做”，必然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建设向广度和深度进军，可谓因势而进、正当其时、环环相扣。下一步，我们要按照党中央的部署，继续抓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积极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今天，青州市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班正式开班了。非常荣幸在这里与大家一起交流一下汲取中外历史经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助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方面的工作体会。

    善于聆听历史的声音，是一种深远的智慧。善于总结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下面，立足当前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形势，站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结合个人党史研究成果，根据个人的学习与体会，谈六个方面的问题：一、导语；二、廉政的内涵和历史沿革；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需汲取中外历史经验；四、青州地区抗战时期根据地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与启示；五、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取得的成就；六、几点体会。

    一、导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科学运用我国古代历史智慧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并围绕这一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需要坚持发扬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需要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也需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人民日报》2013 年4 月21 日）；“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人民日报》2013 年4 月21 日）。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毛泽东同志早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就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是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的形势，受到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建立的大顺政权人亡政息的历史启示而提出的。提醒我们不要被敌人的腐朽思想所侵蚀，永葆共产党人的本色。“两个务必”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影响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告诫全党：“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高度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改变面貌’的问题。” 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胡锦涛同志曾多次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关系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关系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和紧迫任务，党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用大篇幅论述“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提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调“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些深刻的论断，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进一步阐明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腐败是一个世界通病，也是一个世界顽症，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应该说，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特别是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发展阶段，无不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纯洁党的肌体、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党郑重地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要在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面前打败仗；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党郑重提出，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郑重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把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作为党必须解决好的两大历史性课题之一。进入新世纪，我们党又郑重提出，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使全党同志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把反腐倡廉建设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一起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这是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这充分表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执政地位尤其是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必须抓好反腐倡廉工作的认识是十分清醒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

    那么什么是腐败？所谓腐败，从本质上讲就是权力的异化，就是公共权力没有按照其正常功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或者说是人民赋予的权力没有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从而违背权力主体——也就是人民意志的行为。违背权力主体意志的行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权力无为。即公共权力功能萎缩，也就是法律意义上的“不作为”，在需要公共权力发挥应有作用时反而不发挥作用，导致社会发生功能性障碍，从而损害社会的正常运转。如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等一些权力无为现象，就会导致社会运转的失衡和各种资源的浪费。另一类是权力滥用。即利用公共权力来为个人、家族或小团体谋取利益，从而损害社会正常运行的规则。如贪污、受贿等权力滥用现象，就会导致社会价值观念混乱、社会风气败坏。当前，我们通常所说的所谓“腐败”，一般都是从狭义上来理解的，主要指滥用权力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称之为“腐败行为”，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利用公共权力，二是为个人或他人谋取私利。简言之，种种以权谋私行为即是腐败行为。如果符合上述两个条件，如贪污、贪赃枉法、徇私枉法、利用职权吃拿卡要等，我们可称之为腐败现象。如果不符合这两个条件，如挥金如土的奢靡之风、赌博、吸毒等，只要是与权力无关的行为，我们可称之为消极现象或丑恶现象。由于消极丑恶现象往往需要权力的保护才得以发展蔓延，消极现象和腐败现象往往都交织在一起，是一对孪生姐妹。因此，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强化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从源头上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切实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

    二、廉政的内涵和历史沿革

    “廉”，一个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概念，其本意为堂屋之侧边和物体露出的棱角，引申为人的品行端方不苟、方正刚直。在古代，“廉”代表着一种政治思想主张，是君子圣人的一种高尚品德，是为官者必须具备的行为品德。早在战国时期，《周礼》中就提出了对官吏进行考核的六条标准，也就是“六廉”。“六廉”指的是考察官吏的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廉善指善于行事；廉能指能行政令，有为政的能力；廉敬是考察他是否敬守职位；廉法是看他是否守法不移；廉正是考察他是否品行方正；廉辨是考察他是否头脑清醒，临事分明。善、能、敬、正、法、辨，每个要求前面都加了一个廉字，不仅要求官吏拥有多方面的为政能力，还把廉作为各种能力的基础。这样的六廉观，对我国廉政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苏东坡就写过《六事廉为本赋》；一代清官于成龙的碑文中就提到，吏道，廉是最重要的。“六廉”思想的形成是我国廉政思想的重大发展，它表明历史上对官吏的要求，不仅仅是个人的不贪腐，还要求官吏有执政为政的能力，但是各种执政能力的前提就是要廉，廉是根本。在从严治党的今天，反腐倡廉是时代主旋律，拿“腐”开刀，用“廉”开路，永远前进在从严治党的路上，是党员干部的神圣职责。

    “廉政”，既是政治管理学的概念，又是政治伦理学的范畴。廉政的主体既指政务工作者，也指政务工作部门，对前者是官品人品，对后者是党风政风。用传统的话说，廉政就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所谓正气，是指忠于职守、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不徇私情;所谓清风，是指不贪财肥私，不贪赃枉法，不以权谋利，不沾公家一分便宜。古代官服的肥袖可以载物，两袖一抖，常常抖出赃银贿财，而像于谦（明朝著名的民族英雄和诗人。他曾先后担任过监察御史、巡抚、兵部尚书等职。）一样的廉吏只能抖出“两袖清风”。用现在的话说，廉政就是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干干净净做事。

    廉洁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什么腐败可言，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一些掌握了社会权力的人，运用手中的权力，违背大多数人的意愿为自己谋取私利。于是，廉洁就成了社会民众对执政者的基本要求和热切期盼，更是治国理政者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孔子在《论语 . 子路》中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西汉著名思想家董仲舒认为：“至廉而威”，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也讲：“祸莫惨于欲利”，金代诗人元好问也发出了“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的感叹。“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 , 民不畏吾能而畏吾公 , 公则民不敢慢 , 廉则吏不敢欺 , 公生明 , 廉生威”，这几句明代官箴（箴言（zhēn yán），规谏劝戒之言，即规劝的话），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尤其是纪检监察干部，能否廉洁自律将直接影响其工作成败，影响其功绩大小。做到了清廉，就不怕别人抓尾巴，就敢于做自己想做的事业，就敢于为群众维护利益，但如若不廉洁，就会被人抓住把柄，其内心将会不安，纵使良心发现，想做维护群众利益的事情，也会“身不由己”。我国古代历朝历代的君主都高度重视吏治，也都制定了非常严厉的法律来惩治官吏的腐败行为，比如，秦汉时期规定，官吏贪污“十金”即十万钱以上者为重罪，要处以死刑；汉代官吏若贪污，则不得再被任用甚至其子孙也不得为官。唐代《职制律》中也有根据等级使用车马船的规定，元代法令规定官吏出行接受宴请馈赠均要论罪，等等。可见，我国古代法律制度对于官员钱财物的规定十分严格，对于贪腐的惩治态度十分严厉。如此严管之下，虽然也有无数清官流芳百世，但终因政治经济制度的本质，仍无法克服自身存在的腐败问题，官员腐败乃至朝廷腐败成为必然，法律也形同虚设，以致政权覆灭。一朝取代一朝，构成了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画卷。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把拒腐防变、反腐倡廉作为实现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的一项主要任务抓住不放。 1924 年 1 月 , 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后，共产党员可以在国民党党、政、军担任职务 , 为防止共产 党员腐化蜕变，党中央于 1926 年 8 月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也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随后，中央苏区就开展了历时两年的惩腐肃贪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时任江西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谢步升因利用职权贪污财物、牟取私利被处决，成为我党反腐败历史上被判处死刑的第一个“贪官”。在处理谢步升的问题时，毛泽东同志严肃指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抗日战争时期 , 共产党在与民族敌人生死搏斗的同时 , 也丝毫没有放松廉政建设，公开提出了建立廉洁的抗日民主政府的政治纲领。 1938 年 8 月 , 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 , 规定了 10 种必予严惩的行为：（一）克扣或截留应该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二）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三）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四）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五）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六）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七）违法收募税捐者；（八）仿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九）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十）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解放战争时期 , 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谆谆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 ; 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 , 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同时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新中国成立以后 , 百废待兴 , 革命和建设的任务都很繁重 , 反腐倡廉的形势也相当严峻。 1949 年 11 月 ,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1950 年夏、秋、冬三季 , 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随后 , 于 1951 年底到 1952 年 10 月 , 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 党中央迅速果断处理了一批典型案件 , 其中时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和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被送上了断头台，引起了全党的警惕和社会的震动。在处决刘、张两人之前，面对部分高级干部的求情，毛泽东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 1952 年 4 月 18 日 , 政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 党的八大和八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进行教育和规定制度两方面的措施，在我党的廉政建设史上产生了深远意义。 1978 年底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反腐倡廉也进入了拨乱反正、重视法制与民主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告诫全党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江泽民同志也反复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好干部队伍，要加强党性修养、廉洁从政、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今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用“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总结了十八大以来的这五年，党和国家很不平凡的发展进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五年，习近平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形成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党内政治生活气象一新，全党信念更坚定、党性更坚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也不断提升，党的建设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这为我们新时期的干部队伍建设明确了方向，指明了道路。党风廉政建设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每一名党员干部一定要在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在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务必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种种诱惑，始终做到防微杜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需汲取中外历史经验

    2013年4月19日下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需要坚持发扬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需要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也需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习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立足历史，放眼世界，坚持历史地、发展地、统一地、系统地看问题，对于反腐倡廉工作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也为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一）借鉴传承中国历史上值得借鉴的反腐经验

    纵观5000年中华文明史，许多反腐经验格外耀眼。

    1.注重道德约束。通过道德教育来追求政治清明、民风纯正，始终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目标之一。孔子说过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倡导为政者应当有“自省”“见贤思齐”的精神，并用自身的表率作用引导廉洁政风的形成。清代江苏巡抚张伯行的《禁止馈送檄》说：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牵” 。文字简朴，哲理深长，既约束自己，又劝导别人，保住了一方清廉。

    2.推进依法治吏。只有依靠较完备的法制，才能保证行政机构的有效运行，有效遏制腐败和处置腐败。《汉律》规定：官吏在行使权力的范围内，如果接受了其他官吏或百姓的饮食，就要被免职。《唐律》规定了“六赃”之罪，明确了50多项贪贿罪名。在赃罪的主体上，不仅涵盖了各级各类官员，还将官员亲属、奴婢等同财共居的关系人一并纳入，只要这些特殊主体触犯赃罪，都要一起处罚。

    3.实施权力制约。秦朝初设监察官，其职权并未与行政相脱离，居副丞相职，受到丞相的统制。魏晋时，御史台脱离少府，成为专门的监督机关，与行政相分离，最高长官御史中丞由皇帝直接领导。唐代御史台系统健全完善，所属台、殿、察三院，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此后历朝中央监察机关均为独立部门，与行政互不统属，监察机构直接向皇帝负责，地位特殊，对中央和各级官吏实施监督和纠察，弹劾国家机关中官吏违反朝廷纲纪法度的行为。统治者围绕如何在政权体制中反腐败做出了许多精密的设计，并在法律法规、监察监督、行政管理上得以体现。在秦汉的政治制度设计中，监察制度是多层次、多方位的。不仅各级行政长官有监察的职责，而且还有专职的御史和刺史系统负责监察。这种专职监察制度对监察官选任有着特殊的要求，将监察官的隶属系统与行政官员区别开来、监察官以卑临尊的监察方式等等。巡视制度，形成于汉代，完备于盛唐，强化于明清，历代相沿，久盛不衰。古代巡视官员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代表皇帝行使监察权，能够“以小监大”“以卑督尊”。巡视制度规定也较为完善，如汉代《刺史六条问事》、隋代《刺史巡察六条》、唐代《巡察六条》，包括巡视人员的选拔、任命、任期、巡视时间、职权，巡视机构的组织、归属等。

    4，坚持严惩贪腐。统治阶级历来实行重典反腐，甚至运用严刑酷法惩贪。秦汉时期将贪污受贿列入《盗律》，规定贪污“十金”即十万钱以上者为重罪，处以死刑。汉代重用一批铁面无私的官吏，对贪腐者进行定向打击。北魏规定“枉法十匹，罪之以死”等等，不胜枚举。统治阶级对廉吏的旌表，对贪官的惩治，使社会形成了廉洁高尚、贪腐羞耻的社会氛围。古代统治者对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结党营私等腐败行为，历来采取不赦态度和严惩措施。明朝自开国至洪武十九年，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明朝统治者用“身死而家灭”的高压使官吏“不敢为非”“念为廉吏”，赢得了一百多年吏治清明的安定局面。

    5.推崇廉洁勤俭。清正廉洁、勤俭节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统治阶级通过政治宣扬在全社会倡导廉洁为政、勤俭持家的社会风尚。清官廉吏把忠君报国，勤政爱民，廉洁自守的政治品质作为当官从政的基本准则，突出表现是君明臣廉、君臣齐心，凸显了治国安民的正确理念。从西周开始，统治者十分重视对官吏“廉洁”的考核。前面讲到的《周礼·天官·冢宰》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孟子认为“廉洁”就是不取身外之物、不贪不义之财，在《孟子·离娄下》中有：“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庄子认为：“廉洁”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

    6.坚持以上率下。历代统治者为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在自我约束上采取了不少措施，下的功夫不同，结果也不一样。纵观中国古代史，大凡君臣注重节俭、勤政重民，社会就能相对安定，出现经济繁荣、天下大治的局面;如果君臣挥霍无度、骄奢淫逸、贪利残暴，就会导致天下大乱，甚至改朝换代。古代政治家大都能认识到：官吏自身的清正廉明是社会得以治理的关键，并采取积极措施努力做到。

    （二）坚持发扬我们党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

    廉洁自律，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保持高度凝聚力、战斗力、吸引力，受到人民群众热切爱戴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坚持反腐倡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发展史。在长期的革命和执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有效的防治腐败的理论与制度，也走过不少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些经验教训，都是新时期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思想源泉和理论宝库。

    历史昭示后人，教训启迪来者。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左传·庄公十一年》）的历史周期率时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为跳出“历史周期律”，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不懈的探索。1949年3月5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实际工作中，从1956年到1964年，中央先后三次掀起反腐运动，使干部永葆人民公仆本色和廉洁奉公革命传统。

    靠制度反腐。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之久，危害严重。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邓小平深刻指出，“还是制度靠得住些”。依靠法律制度反腐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基本走向。改革开放后，反腐倡廉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邓小平指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我们说不搞运动，但是我们一定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腐败”。按照坚持反腐败的长期性，坚持“两手抓”的战略思想，党和国家一方面致力于长期性的法制、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一方面集中力量惩治职务犯罪，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式反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高扬依法治国大旗的同时，深刻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讲人情、讲关系、讲实用主义的国度，制定法律制度容易，但实施起来实非易事，常常是事倍功半。我国政治文化中从人心入手重视德治的传统有其合理性，因而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新思路。这一提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日臻成熟与完善的具体体现，它对各项工作具有方向性的指导作用。它要求调整社会关系统筹兼顾、整体考虑，领导先行、做出表率。

    确立“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反腐方针。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确立的这一方针是对反腐败斗争实践经验的总结。反腐倡廉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任务艰巨、复杂，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十六字方针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了解决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2005年1月3日，中共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作出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战略决策。

    十八大以来。从出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提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努力践行的高标准，到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划出纪律底线；从出台首部党内问责条例，实现问责工作的制度化、程序化，到修订《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印发《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等，打造从严治吏、严格干部选拔任用的完整链条……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踏上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崭新征程。

    纵观建党96年的历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取得的基本经验是：坚持人民性，是拒腐防变的根本。在坚持依法治国等制度建设的同时，还要注重思想建设，牢固树立正确的执政观、执法观。遏制腐败现象，不能搞运动，必须惩防并举，长期抓、系统抓。

    （三）借鉴世界各国反腐倡廉的经验、理论和制度

    西方把权力视作“利维坦”。“利维坦”，希伯来神话中的蛇怪，盘身藏头，随时暴起伤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为了防止权力失控，西方素有分权、法治的传统，形成了遏制和防范权力腐败的制度和文化，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学习的标杆或参考。

    信奉法律，一如信神。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高度推崇法律：“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不能实现法治。”中世纪时期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借用宗教的力量推崇法律。他提出，法律的统治乃是上帝的道德秩序和为确保这一秩序能够通过理性而为人类所理解的神灵启示的一个自然映现。教会的教条及其颁布的法律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律被当作上帝的意志，被认为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自然被无条件遵守。经过历史的沉淀，法治深入人心，人民从内心接受法律、服从法律。

    完善制度，细节防腐。制度性保障是反腐败的根本举措。为了防范公职人员腐败，很多国家都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法规，以确定公职人员的廉政义务，防止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和徇私舞弊。比如韩国有《公务员道德法》，法国有《政治生活财务透明度法》，泰国有《关于申报资产和负债的王室法令》，澳大利亚有《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条例》，印度有《防止腐败法》等。实践证明，在这些制度得到很好执行的国家，政治就相对清明，腐败现象较为轻微。

    设立机构，专司反腐。一套高效、独立而权威的反腐败机构，一支精干而廉洁的反腐败队伍，是有力打击和预防腐败的必要条件。西方国家大多建立了反腐败专门机构，一般直属议会。例如，英国领导反腐败机关的总检察长直接对议会负责。美国联邦检察署虽设于司法部、由司法部长兼任总检察长，但独立检察官有权直接向议会汇报案情和提交弹劾。

    严格执法，铁腕惩腐。对于公职人员违反法律以权谋私的行为，很多国家的公务员法都规定了明确的惩戒措施，秉持零容忍的执法态度。除规定比较重的剥夺人身自由权利的刑罚外，还给予经济处罚。

    舆论监督，第四权力。在西方国家，新闻媒介被称为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力”，是民间社会系统的信息通道。新闻媒介在反腐败斗争中具有警犬般的嗅觉，生存本能的需要、无孔不入的狗仔队劲头，全方位监视着公职人员，极具战斗力、威慑力和信服力。

    中外历史表明，实现依法治国，应从国情出发，吸收和借鉴西方的政治法治成果，建设中国特色法律制度。但徒法不足以自行，一项好的反腐制度，还需要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来贯彻执行。解决“人心”问题，儒家“慎独”理论提供了一条由内而外，依自不依他的自律路径，我们党的信仰和宗旨教育提供了把个人团结成战斗集体的基本路径。在此基础上，进行制度方面的合理设计，是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思路。通过全民的廉政教育、完善的规章制度以及无处不在的新闻媒体监督来确保反腐倡廉取得成效。

　　严厉打击犯罪惩治腐败，是反腐倡廉的基本手段。依法治国，不仅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还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尊重法律的神圣性、不可侵犯性，让全体公民、组织都自觉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是一项长期的重要的任务。中国特色人民检察制度，在我国反腐事业中发挥着重大积极作用。检察机关要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坚决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不断加大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力度，发挥反腐倡廉生力军的作用。

    四、青州地区抗战时期根据地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与启示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透过青州地区抗战时期根据地廉政建设的实践，感受我们党在抗战期间的从严治党、从严治军的强硬作风，切身体会我们党依法治国的决心。让我们从心灵深处感受到无论在何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法治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追求公平正义、推进法治进步、坚持依法治国。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切实加强遵纪守法思想意识，自觉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做到警钟长鸣，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慎独慎微，尽心尽力做好纪检监察工作。

    廉政建设是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民政府区别于剥削阶级的重要标志。它不仅关系到党和政府能否卓有成效地带领广大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而且关系到党的事业成败与否。即使在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也丝毫没有放松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抗日战争时期，青州地区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及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尤其在抗战初期，各根据地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加强艰苦奋斗和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廉政建设成就斐然，为取得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抗战的深入发展，特别是相持阶段的到来，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又不同程度地出现贪污腐化现象，当然这在整体上不严重，与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主流相比仍是个别现象。针对这一情况，中共鲁东工委、中共清河特委和青州地区各县抗日民主根据地政府领导一起研究和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同时借鉴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腐败的经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青州地区各县抗日民主根据地政府的廉政建设。在纪念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山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爆发80周年之际，在全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的今天,我们回顾和研究当年青州地区各县抗日民主根据地政府反腐倡廉斗争的历史经验，对加强新时期廉政建设，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当时，青州地区各县抗日民主根据地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廉政建设卓有成效，为今天树立了成功的典范，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其基本做法如下：

    （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及其廉政使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国民党当局深感亡党亡国的威胁，遂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深人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创建了益都西南山区和益北地区等抗日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建立了党的组织，壮大了人民军队，组建了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抗战初期，各根据地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加强艰苦奋斗和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廉政建设成就斐然。但随着抗战的深人发展，特别是相持阶段的到来，各根据地党政军机关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个别贪污腐化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个人享乐主义、自我牟利思想、腐化堕落现象。如个别人漠不关心革命利益和群众利益，消极怠工，个人享乐思想却日益增长。有的人自我牟利思想也有所滋长。一些在职干部利用所谓“个人积蓄”做生意，休息养病的干部拿“休养费”做投机买卖，还出现了要求退伍，以便领取“抚恤金”经商发财的人。有的战士把做生意当成副业，有的干部染上了吃喝嫖赌的恶习。极个别干部“恋爱第一，革命第二”，组织上对他的婚姻问题解决迟了些，他便发脾气，一连写四五封信催促、责备，严重者甚至以组织满足不了他的要求为借口，走上反党反革命道路。

    2．贪污及谋求小团体利益行为。当时根据地贪污现象时有发生。贪污有个人贪污和集体贪污两种。一般地，对个人贪污检举和处理比较严厉，但对集体贪污处理轻得多。集体贪污站在本位立场上，所以上级追究下来便互相包庇。实际上这是不管全局只管局部的极端狭隘行为，其危害更为严重。

    3．五花八门的以权谋私现象存在。在根据地除发生过虚报账目、涂改票据、甚至自刻公章自造票据等以权谋私行为外，还有盗卖公家粮食；没收来的走私物品秘不上缴，或据为己有，或卖掉分赃；拿公款与商人合股做生意，偷税漏税；购买高价公需品以获商人“馈赠”的财物；甚至在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靠枪杆子武装走私拒绝检查；战斗中为发洋财不扩大战果；极个别干部以打扫战场为名，率通讯员东翻西找，坏的交公，好的私留，私欲膨胀到了战士流血牺牲的战场上；战斗结束，缴获的弹药以多报少，消耗的弹药以少报多，剩余部分或赠知己或私卖掉，等等。这不仅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更影响了部队的士气，危害极大。

    4．其他腐化现象。个别干部怕吃苦携款潜逃，动辄在万元以上。有的干部对检举揭发者打击报复。

    剖析当时产生腐败现象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1．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除少数汉奸、卖国贼外，从农民到地主，从工人阶级到英美派资产阶级，从共产党到国民党，以至哥老会、青红帮，无不包括，外界的各种不良恶习便有了侵蚀共产党的更多机会。如，随着抗日根据地的迅速扩大，财经干部十分缺乏，在基层政权中使用了一部分旧人员，一些旧社会的恶习，不可避免地被带进了革命队伍。

    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党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策略，推行“溶共”政策，由杀头改为腐蚀，搞拉拢、吹捧、金钱美女、高官厚禄的引诱，妄图把共产党融化在国民党中。

    3．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它的经济基础包括以私营经济为主的多种经济成份。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剥削制度，根据地允许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思想就不能不对共产党产生影响。

    4．中国是个有长期封建统治史的国家，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时时刻刻在侵袭中国共产党的健康肌体。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建立在农村，参加革命的不少是农民群众，一些落后的农民意识，成为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面对这些情况，党内一些同志缺乏思想准备。

    因此，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以后，面临着严重的廉政建设任务。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国民党以高官厚禄引诱共产党员，使共产党员面临被腐蚀和官僚化的严重危险；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政治环境、自然环境、经济条件极端恶劣，如果政府不廉洁，必然为群众所厌弃，而无法立足；国民党政府腐败，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如果不注意廉政建设，就会模糊群众对共产党的认识，被视为与国民党同流合污，丧失人民的信任，从而也就不可能吸引、团结、领导人民进行抗日。因而，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要保持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政治独立性，十分重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始终把廉政建设作为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致力于建设一个民主、公正、廉洁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