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决定指出：“为实现六月廿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当前战役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健，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定与果敢（的）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

    决定针对张国焘要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6]

    毛儿盖会议所做出的决定不但重申了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北上方针，而且明确表明坚持东进反对西退，是对两河口决定的一个补充。它变右路军为北上主力，想以此带动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一同北上，这对红军北上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由于张国焘在右路军借口有病，不参加会议。[7]因而，八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在草地致电张国焘，通报毛儿盖会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的主要精神。电报指出：

    “我军到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地区，有计划地大胆地向东进攻，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令敌沿洮河封锁则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不利之地位。因这一区域，合甘、青、宁三十余县，计人口共不过三百万，汉人不及半数。较之黄河以东，大相悬殊。而新疆之上，宜以支队，不应以主力前往。”

    “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8]

    我们看到，中央在向张国焘通报毛儿盖会议主要精神的情况下，又一次解释为什么要东进而不能西退的原因。在向新疆发展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的分歧主要在于是以支队还是以主力前往。

    我们看到，张国焘在夺取党和红军领导权失败后，最终在九月初决定要南下。因而以九九密电为导火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而张国焘率领大部红军南下。九月十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9]

    在中央北上后，再一次要求张国焘率军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暂时向西发展，再图东进。

    由此我们看到，中央认为西退也是优于南下的。因为既使暂时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由于这些地区地处西北部，还是有可能向东发展的，奔赴抗日前线，开创一个新局面的。而南下恰恰做不到这一点。

    在九月十二日召开的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中说：当前的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10]由于北上红军只有七八千人，因而尚无力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因而毛泽东主张打通国际联系，接近苏联，解决一个靠背问题，建立根据地，休养生息，以图东进。我们看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还在执着地贯彻北上方针。后来，在哈达铺毛泽东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因而中央在榜罗镇会议上才决定到陕北去。

    通过以上对所引用史料的分析可以看到，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在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上确实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上。

    两河口会议后，随着红军的北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在东进还是西退问题上的矛盾逐渐激化。这就是毛儿盖会议召开的由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东进优于西退，西退优于南下。而张国焘的主张却恰恰与此相反。

    在向新疆发展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虽然有着一致性，但也存在着重要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向西部发展是以主力还是支队问题上。也就是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东进，红军主力必须向东发展，但是也可以以红军一部向西发展；而张国焘主张西退，则是至少是红军主力向西发展，也没有排除红军一部可以向东发展。

    在张国焘南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方面的斗争暂时掩盖了东进还是西退问题上的分歧。但随着张国焘南下失败，决定北上后，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的矛盾虽然得到了解决，但在东进还是西退方面的分歧却迅速激化，并最终构成红西路军产生的重要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