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大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过河部队称为西路军。而后开始了在河西的艰难征程，直至一九三七年三月最终失败。

    在西路军失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决议中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和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四十多年后，有一些当事人认为西路军没有受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西路军是奉军委命令渡河的，自始至终是执行了党中央命令的，中央对西路军的定性是错误的，以存档的方式修正了中央对西路军失败的定性。而后以此为标准，修改了党史和军史上有关西路军的定性。通过这一修正进而推出西路军失败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战略决策的失误，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应该对西路军的失败负主要责任的结论。有人借机提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处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有意识地将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失败捆绑在一起，从而使西路军“蒙冤”达几十年之久。更有甚者，用过去阴谋史学来解析西路军的失败，将中国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演绎为古代历史上的宫廷斗争，败坏共产党的声誉，摧毁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根基。

    这就不禁引发我们的深思：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到底正确不正确呢？后来一些当事人否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中对西路军问题的定性，这样做到底又对不对呢？

    或者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是错误的，或者后来一些当事人修正中央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定性是错误的，二者必居其一。

    真理和谬误共存，在一定条件下真理不同于谬误，谬误也绝不会变为真理，两者是泾渭分明，针锋相对的。

    本文本着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目的，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武器，以大量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整个过程，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实原因，从而对这两种关于西路军的定性作出评判，还原西路军历史的本来面目。

    正文：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主要表现在红军是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川康甘青新地区经济、民情、人口、自然状况等条件的限制，主张红军主力应当北上东进；而张国焘却认为当时中国革命在主力红军退出根据地后处于低潮，因而应该退却，主张南下西退。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围绕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两军会师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通过电报对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初步交换了意见。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 ，提出：

    甲、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乙、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成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丙、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始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上策。[1]

    在中央的这个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主张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而北上就要击破胡宗南军，在懋功周围及以南以西地区是不适合建立根据地的，这就表明了中央反对南下的态度。中央主张在适时组织一部远征军占领新疆。这里说得组织一部，而并非主力，由此看到中央认为主力是不宜向西部退却的。并且强调在“适当时期”，也就是在条件适宜的时候，这就是说北上建立了巩固的川陕甘根据地，并且西北部的敌我力量对比及其它情况对我有利的情况下，才适宜远征新疆。

    张国焘、陈昌浩六月十七日复电中央，虽然表示“同时[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但又指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由岷江向东打条件不具备，“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主张中央红军大部沿大金川北上占领阿坝，红四方面军北折茂县、北川等地，并进至松潘以西地区，或“暂时利[向]南攻”。[2]

    在这个电报中我们看到，虽然张国焘、陈昌浩原则上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是他们显然更倾向于南下西退。在组织远征军打通新疆沟通国际联系方面他们与中央有相似看法，但是张国焘主张要占领青海，主力向青海、新疆进军，而中央认为要组织一部远征军，而主力不能出此地，并且强调要在适当时期实施远征新疆的行动。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就在战略方针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由于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在战略方针上存在严重分歧，因而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就需要召开一次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两河口会议召开的背景。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回忆了他在两河口会议的发言：

    “我说我们在西北的活动，可能有三个计划：

    一是以现在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可以名为‘川甘康计划’；二是移到陕甘北部行动，夺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出来的北进计划；三是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可以名为‘西进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