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泽东率领的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和陕北红军会师。先前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已经到达陕北，会师后的红军有一万三千人左右。直罗镇战役后，毛泽东提出：“猛烈扩大自己，争取四个月扩大一倍（各兵团从居民中扩大，中央局军委会从后方扩大，俘虏兵中大量争取）。我重复的说：这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任务。猛烈扩大苏区，造成有利的战斗环境。”[11]但是陕北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经济比较落后，显然党中央领导的这支革命力量如果仅局限在陕北，是无论如何难以发展壮大的。因而为发展革命力量，迎接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毛泽东提出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决定通过东征山西来扩大红军，在河东创建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致电张闻天，指出：“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不同意的是时间和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目前应即开始组织蒙民游击队。”[12]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打通苏联的时间和路径问题。也就是在陕北首先扩大红军后，向东经山西到绥远，通过外蒙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时间要在六个月左右。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红军一九三六年的战略方针是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红军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关于行动方针，主要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北五县以至十县的局面，扩大红军一万五千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13]

    从这里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了红一方面军一九三六年的战略方针和行动方针，对东征和打通苏联进行了具体的谋划。这里我们应该顺便谈一下毛泽东是如何看待获得打通国际联系，获得苏联援助的。他在谈到“联俄问题”时说：“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从前我们有信心，才创造了苏维埃，现在为什么失掉信心？但招个朋友更好。故一应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14]由此我们可以鲜明地感觉到，毛泽东并没有依赖苏联援助，而是主张一切问题要靠自己解决，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来获得苏联援助。这与当时我党一些领导人的观点是不同的。

    为什么当时要先择东征山西呢？

    因为当时日本已经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州国”，又向绥远进行侵略，因而东征山西就可以打起抗日的旗号，出师有名，以抗日的名义向山西发展革命力量。山西经济条件比陕北好，人口又比陕北多，便于扩红和筹粮筹款。如果能在河东开辟一块根据地，与河西形成策应之势，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横跨黄河两岸，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会大大改善我党在陕北的处境。在山西站稳脚跟后，还可以进一步东出河北、山东，南下河南，北上绥远，为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华北的发展奠定根基，使我党在既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首先在中国的北方成为中流砥柱，承担起领导民族战争的重任。以抗日的名义北上绥远，打通和苏联的联系，解决根据地的靠背问题，便于远东革命力量之间的配合与策应，进一步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一九三六年二月，党中央领导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正是因为向河东发展不论在政治、经济、人口、民情等诸方面均对我有利，因而中央政治局这次随军东征。一般来讲，在已经有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下，为安全计，中央政治局是不会随军出征的。这一次中央政治局之所以随军出征，除了稳定军心和便于及时对东征进行指导外，就是准备一旦在河东创建新的根据地后，中央就驻在河东，直接领导河东的工作，不再返回河西，在河东形成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同时中央还希望通过东征来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能够首先在山西站稳脚跟，然后伺机再向东、向北、向南发展，开辟华北抗日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