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张国焘在电报中谈到的前有敌军，后有黄河、沙漠之险，大军集中于西兰公路以北，物资补充不便，在狭小地区一旦与敌决战不利，没有回旋余地等等情况，也并非没有道理，但当时只有集中红一、四两个方面军主力才能歼灭胡宗南一部，阻止胡宗南的进攻，为红一方面军渡河创造条件，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否则，就会严重影响宁夏战役计划的实施。因而，这里北上还是西退的争论从形式上是红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还是红一方面军独立进行宁夏战役、红四方面军进占甘西的问题，而实质上则是关系到红四方面军是否绝对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能够集中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行动的问题。而由红一、四方面军联合夹击还是红四方面军单独抗击胡宗南部则是导致这场争论的导火线。

    由此看来，张国焘西渡黄河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使红四方面军独立进军青海和甘西。红四方面军独立进占甘西，这样就不仅避免了和胡宗南部在不利地区的决战，而且还可以独立开辟一个新局面，以便张国焘还可以继续掌握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同时，由红四方面军独立进军甘北、甘西，打通与国际的联系，这不但从军事上可以获得补充，大大改善红四方面军的武器装备，而且在政治上也会处于优势，以扭转自己在党内斗争中的不利地位，从而在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斗争中居于有利态势。当时张国焘的这种用心是含而不露的，他又是打着维护红四方面军利益的旗号来行事，他讲的一些话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因而蒙蔽了不少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这样就使得张国焘赢得了不少支持，也就成为西北局漳县会议推翻北上决定的重要背景。

    西北局漳县会议后，四方面军即开始按照西进计划向青海进军。九月二十五日，周子昆在给党中央和二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通报了这一情况，电文指出：“四方面军照二十三时电□（令），由临潭向乐都进，部队已行动。在通渭之九十三师于二十四日回开。二十八日撤集（岷县）围。洮河东岸仍留四、五两军活动，该两军直到先头军渡黄河成功后，亦行续进。”红四方面军开始渡河之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连续致电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陈述西进理由，通报部队行动。九月二十六日十二时，在《关于先机占领甘北等问题》的电报中说：

    甲、我们首先申明对国际指示和统一战线进展情况，不甚明了。

    乙、根据已经知道的材料，我们有如下的估计：

    （一）国际对红军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我们请求帮助军事专家和技术人员以及大批新式武器。据我们估计，国际的帮助现在还只能是秘密的。交通线如只有定远营一条，易受日本特务机关和内蒙王公反动势力的妨碍。遵照国际指示，先机占领甘北更为有利，因甘北有更多道路通外蒙和新疆，交通易于秘密，不受日本势力的阻碍。

    （二）胡宗南入甘必然向我们积极进攻，且有后续部队增加可能，张学良在蒋势力压迫下，对我军有可能采取较积极行动。来电谓：恩来将去南京，我们对此不大懂得。

    （三）如果一、二、四方面军都集中西兰公路以北，万一敌将宁夏兵力加强，甘北凉州、古浪、永登线形成封锁，敌主力由西兰公路向北压迫，整个红军将陷于狭小地区。

    （四）如果准备决战，红军集中在一块是有益的，否则不如在宽广地区互相配合行动，以至互相接通，更为有利。

    （五）应当估计须首先求得战斗胜利和先机占据有利地位，国际帮助才能获得。

    （六）因此，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的一环，既可接通外蒙、新疆，得到国际帮助，又可接引一、二方面军占领宁夏地区。

    丙、根据上述估计，因此，我们决定四方面军即经循化先机抢占永登一带地区，将胡敌向甘北吸引，对一、二方面军实为有力配合。敌若以主力入甘北，又给一、二方面军在现地区大大活动机会，由四方面军以有力一部接引一、二方面军合力取宁夏，则宁夏更有把握取得。现部队已按此决定调动，不便再更改，千祈采纳。

    丁、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在一致执行国际路线和艰苦斗争的今日是，不应再有分歧。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34]

    在这封电报中，张国焘等人虽然提出“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这在红一、四方面军分裂后还是第一次。在张国焘违背中央指示，要求西渡的情况下，在致中央的电报中说出这样的话，显然是有用心的。这种用心就是张国焘知道他们西渡黄河并非中央的批示，也认识到这种行为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因而这样说可以尽量避免因西渡黄河导致他们与中央的关系恶化。从这一点来说还是与张国焘南下时对中央的态度有重大区别的。张国焘想以名义上承认中央领导为条件来换取中央对他西退的认可，在不引起党内重大争议的情况下来实现他的西退计划，以达到他与中央分庭抗礼，继续掌握红四方面军领导权的目的。

    从电报中看，他认为“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的一环”，这显然是说占领甘北比扼止胡宗南部更重要。不知他想没想过，如果一旦胡宗南部控制西兰大道，向北又占领界石铺和静、会地区后，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进而实施宁夏战役计划会遇到很大困难。同时，张国焘在电报中“由四方面军以有力一部接引一、二方面军合力取宁夏”，从这里可以看到，张国焘改变了原先中央规定的红一、四方面军共取宁夏的计划，而将攻占宁夏的任务推给了红一、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仅以一部配合。这样，张国焘实际上就把红四方面军从宁夏战役中解脱出来。那么，解脱出来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又将用于何方呢？张国焘在电报中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我们可以逻辑地推测出来：其主力占领甘北，并适时向河西走廊延伸，占领甘西。由此我们推断，张国焘此时急于西渡黄河，以避战而保存红四方面军实力的根本目的就是：占领甘北、甘西，控制河西走廊，打通与国际联系，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开创一个新的根据地，以此扭转自己在党内斗争中的有利态势，奠定自己在党内的根基。

    九月二十六日二十时，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向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再次致电，在继续陈述西进理由的同时，强调了西进行动成功的把握性，申明了坚持西进的出发点。电文指出：

    （一）在西兰公路速击胡敌，坚决甲军（东北军）必须战斗胜利才能做到，否则不但不能坚决甲军，反促其动摇。

    （二）四方面军到静、会地区后，必须将后方靠向赤区。如企图太明，敌知我以宁夏、甘北为战略退路，一面调马步芳、马步青于古浪、永登、红城子线和一条山、靖远线，形成两条封锁线，胡敌一部有可能集中兰州，并加强宁夏守兵。如此，西渡和打通远方均受阻碍，其南有西兰公路封锁线，天水、甘谷、陇西线和武都、成、康线，势将陷我军于狭小不利地区。

    （三）至于四方面军先机抢占永登、红城子一带地区，很少可能陷一方面军于困难环境与难能西渡。敌最怕我打通远方。若四方面军转到甘北，胡敌必向四方面军压迫，不会转其凶锋对一方面军。

    （四）四方面军到甘北后，可集中主力到兰州，一面作战灭胡敌，有把握以有力一部在中卫、靖远间接引一方面军，并有把握且决心负此任务。根据目前情况，估计四方面军在循化附近渡河不成问题，万一渡河未成，回头通过西兰公路与一方面军会合，还是有把握，也免误时机，对各部队均已照西渡计划行动，九军已到洮州新、旧城。八十八师仍到中寨集。三十一军已到三岔。再折回，必与西渡和静会地区作战计划，均失时机。极望注意。

    此次西渡计划决定，决非从延误党和军事上统一集中领导观点出发，而是在一、二、四方面军整个利益上着想。先机占领中卫，既可更有利实现一、二、四方面军西渡打通远方，又能在宽广地区达到任务。此心此志，千祈鉴察。关于统一领导问题已有具体提议，因恐同志对西渡计划可发生延误统一领导之误会，故决然如此，从此领导完全统一可期，当可谅解。西渡计划确系站在整个红军利益的有伟大意义的正确计划，现我们仍照西渡计划行进，望以此实情多方原谅。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求中央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时机急迫，万祈留意，至祈至祷。[35]

    我们看到在这封电报中，张国焘等人还是说得很客气，同时又在为其西渡极力进行辩解。从电报中看，张国焘对在西兰公路击退胡宗南部是没有把握的，这时到底他是担心损耗红四方面军实力呢，还是害怕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呢？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张国焘的这种心态我们也可以从两河口会议后，他消极对待北上，不愿意红四方面军担负与胡宗南部作战中反映出来。[36]

    张国焘说一旦红四方面军北上后，攻占宁夏、甘北的态势就会明朗，从而引发国民党军队极早对这两个地区增兵，增加以后我军对这两个地区作战的难度。张国焘率先占领甘北，确实可以占有先机，消除了国民党军占领甘北后给我军作战所带来的困难。但红四方面军抽兵河西确实会给红一方面军作战带来巨大困难，严重影响宁夏战役计划的顺利实施。这里实际上是实施宁夏战役，还是控制甘北那个占第一位的问题。

    至于红四方面军向河西进军，能否调动国民党军继续西进进入河西，减轻红一方面军的压力，这里仅是一个设想，能否实现尚等进一步观察。以前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实践告诉我们，只有歼灭国民党军队，才能打破它的进攻，扼制它的进“剿”。因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采取避战而非歼灭国民党军的方式，是难以扼制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红四方面军进入河西后，这恰巧给国民党军提供了对红军各个击破的机会。就当时战场的态势来分析，胡宗南部以在河东和红一方面军作战更为便利，因而张国焘想调动胡宗南部进入河西减轻红一方面军压力的设想恐怕难以实现。

    九月二十六日深夜，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又向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发出《红四方面军执行西渡计划》电，在质疑中央方针的同时，强调四方面军已照计划行动，企图以红军西进的既成事实逼迫中央认可。电文如下：

    （一）胡宗南部入甘，不知兄等有何根据来估计在隆、静、定、会道上不致于有严重战斗。

    （二）如四方面军转移到海原和甘北地区，敌是否能估计我军以宁夏和甘西为战略退路？是否会设法阻碍？

    （三）如四方面军西渡，兰州、凉州间约有五百八十里，敌决不可能限制我于青海一角。

    （四）现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请注意敌有可能从固原、中宁间将一方面军截为两段，希妥为布置。

    （五）请参看二十时电，如兄等认为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希即明令停止西渡，并千告今后方针。时机急迫，万祈鉴察（如西渡计划仍应执行，则育英同志望于一月内在靖远附近与我们会合）[37]

    九月二十六日二十二时，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又在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党中央明令禁止，决照此计划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我们在一月内能在靖远附近会合，请善解释，决不可使全党全军对会合失望。”九月二十六日，他们在给曾传六等人的电报中，认为“我军由兰州西渡河，先占领甘北计划有伟大历史意义：（一）争取广大而巩固的西北后方；（二）会合一方面军；（三）联合回民打马步芳；（四）在更有利地区消灭胡宗南；（五）接联（连）外蒙和苏联。请大大宣传，形成思想上团结一致。”[38]

    从以上所引的史料中我们看到，面对中央的批评，张国焘仍然执迷不悟，还在为自己辩解，极力主张西渡。当然，他们在电报中也说得非常委婉，留下了回旋的余地，表示如果党中央明令禁止，就停止西渡。但是从电报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西渡的倾向性还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既着力西渡，又表示听从党中央的号令，反映出他们对西渡占领甘北、甘西的一种矛盾心态。正是由于存在这种矛盾心态，才使得他们既有可能在受到强大压力时会同意重新北上，也有可能一旦西渡占领甘北、甘西后，遇到困难时会信心动摇，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