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过河后，兵分三路，迅速在山西展开，发动群众，扩红筹款，宣传我党抗日方针政策，扩大我党的影响。阎锡山在获得红军东渡的消息后，立即调晋绥军进行防堵，并把进攻陕北的晋绥军急忙调回河东，但仍然挡不住红军凌厉的攻势，无奈之下不得不改变禁止国民党中央军入晋的传统，请求蒋介石调国民党中央军入晋，协助他“剿灭”红军。于是蒋介石命令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派遣国民党中央军十个师入晋，这时连上阎锡山的晋绥军，红军面临的兵力陡然增大。毛泽东提出：“东面情况已发生根本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15]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在不利态势下和国民党军作战，保存革命力量，经过研究后，决定回师河西。

    这次东征消灭了晋绥军七个团，使进攻陕北的晋绥军调回陕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筹款三十多万元，扩红八千余人，胜利返回河西。这次东征，本来是要开辟河东抗日根据地的，但是由于东征后形势的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时改变了行动方针，在东征达到一定目的后及时返回河西，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和国民党中央军与晋绥军的作战。这种根据我军所面临的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方针政策的思想方法，是很值得我们回味和学习的。这表明经过长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东征回师后，因为南方有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北方则是荒漠，当时只有暂时向西发展，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16]，任命彭德怀任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进行西征。西征的目的，一是巩固和扩大陕北根据地，形成陕甘宁苏区；二是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为红军会师创造条件；三是为实施宁夏战役计划作前期准备。通过西征，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占领陇东和陕西西北部黄河东岸大片土地，从侧翼保证了陕北根据地的安全，扩大我党在甘肃和宁夏的影响，为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创造条件。

    在作战过程中，要抓住关健环节，一举突破，灭敌气焰，壮我军威。

    聂荣臻有一段关于西征过程中红一军团征战的回忆很值得回味：

    “西征开始，我们一军为左路军。执行西征军第一战役的目的，是夺取陇东曲子镇、环县，扩大根据地，配合右路军十五军团钳击三边和宁夏（今银川市）一线敌人。我们首先遇到的是驻在曲子镇和庆阳一带的马鸿宾的一个师，和马鸿逵第一0五骑兵旅的骑兵。一0五骑兵旅旅长冶成章，外号野骡子。六月一日，我们攻击曲子镇，适锋他带着一部分骑兵到环县去，在曲子镇宿营。他性情暴躁，打仗剽悍，欺压百姓，十分野蛮。……二、五团互相配合，边打边开展战场喊话，敌人放下了武器，捉住了野骡子。在打的过程中，有人产生了动摇，说打不下来算了，部队可以绕道前进。我说不行。这一仗不消灭它，我们的威风就会大减，敌人会说，你们连野骡子都收拾不了，还前来干什么呀，反过来会欺负我们。结果曲子镇还是打下来了。

    第二天我们就向庆阳前进。庆阳的敌人是马鸿宾的一个师，共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我们是打还是不打？有的人又不主张打。我到达的时候，左权同志正和部队的同志研究。有好多人说要打，也有好多人说不打。我说一定要打，不打，就等于向敌人示弱。这一仗打胜了，敌人就闻风丧胆，我们在这一带就有了行动自由。最后还是决定打庆阳。……我军在击溃马鸿宾的两个步兵团以后，就继续向庆阳前进，结果马鸿宾的那个骑兵团逃跑了。经过这两仗，我们的军威大振，向西向北挺进，如入无人之境。”[17]

    聂荣臻的这一段回忆是用事实说明了毛泽东反复阐述的一个作战原则：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不把握之仗，慎重初战，打则必胜。在和新的对手交锋时，尤为如此。这样打了几仗以后，就会树立我军的军威，灭敌之气焰，形成敌我对比的有力态势。反之，则会灭我之锐气，使敌人气焰嚣张，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作战会处于被动地位，埋下失利的隐患。这是每一个作战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所应该牢记的。

    东征回师陕北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想通过出兵山西、绥远来打通国际联系的努力暂时难以实现。鉴于宁夏在西北的重要战略地位，同时共产国际又表示希望通过宁夏提供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将夺取宁夏，建立巩固的抗日后方根据地，作为党和红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当时宁夏、甘肃堡寨众多，依靠红军现有的武器装备是很难攻克的。如果获得大炮等重装备就有利于攻克堡寨，减少伤亡，因而中央将打通国际联系获得苏联武器装备作为攻占宁夏的前提，这构成宁夏战役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通过西征占有环县、定边、盐池、豫旺等大片土地，这也就扫除了攻占宁夏的障碍，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西渡黄河直接向宁夏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