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西征是在东征遇挫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就红军战略发展方向作出的一个新的选择，为宁夏战役计划的实施创造了条件。而宁夏战役计划则具有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打通国际联系的双重任务。打通国际联系获得武器装备不仅是宁夏战役计划的目的，也是红军攻占宁夏的充分条件。

    无论从政治、经济和发展潜力上，东征要比西征优越得多。东征可以打起抗日旗号，师出有名，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前进，使我党在政治上获得主动地位，更有利于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发展和壮大。从经济上看山西要比陇东和陕西西北部富裕，人口繁盛，便于筹资扩红。在山西站稳脚跟后，就可以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逐步向华北扩展。西征的区域，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筹资扩红甚为不易，发展潜力不大。因而中央确立的方针是红军主力向东部发展，而适时出偏师于西部，这是建立在对东部和西部进行综合分析后的英明决策。

    既然这样，那么中央又为什么要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呢？这是因为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严重消弱了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抗日战争的领导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为担当起抗日战争的领导重任，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我党必须迅速扩大红军和根据地。陕北虽然给党中央提供了栖息之地，但是陕北地瘠民贫，人口稀少，仅靠陕北是难以壮大革命力量的。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主动打到外线去，在经济条件较好，人口众多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扩大红军，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壮大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担负起未来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重任。山西是一个主要的战略突击方向。红军东渡黄河后，面对国民党中央军和晋绥军的重重压力，在山西的发展遇到很大困难，因而暂时不得不回师河西。由此可见，红一方面军西征不过是东征遇挫后的权宜之计，从战略上红军主力必然向东，因为向东不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及发展潜力上都是向西难以比拟的，这也是两河口会议和毛儿盖会议确立的方针。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将扩大红军和巩固发展根据地作为当前红军的主要任务摆在全党面前。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也是急迫的。东征和西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从这里的分析可以看出，东征是我党领导的主力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而西征则是在东征遇挫后不得已的选择，具有战术攻击的性质。从这个角度上说，红一方面军的东征和西征，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实施而后来被迫中止的的宁夏战役计划，由中央谋划而因故没有实施的《作战新计划》，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提议而最终被中央认可的西路军向甘西进军，都是在党中央以发展求巩固方针的指导下，通过打到外线作战，扩大红军，创建根据地，推动抗日高潮到来所采取的重大行动。

    不过，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主力向甘西进军，似与中央确立的东进战略方针不合。尽管中央在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确有派一支部队向新疆进军的主张，但强调要在情况适宜的情况下才能施行。在红军三大主力刚刚会师，河东面临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形势危急的时候，显然红军三大主力不宜分兵，以紧靠作战为有利。同时，在苏联援助不明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主力孤军深入甘西，如遇不测，河东红军主力现在也无法予以援助，因而中央认为这时向甘西进军是不合时宜的。但是由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坚持向甘西进军，认为能够完成任务，同时西路军向甘西进军客观上也是执行中央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为了巩固和扩大根据地采取的行动，因而中央尽管对此存在疑虑，最终却不得不同意了西路军向甘西的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