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一个计划，我指出，川陕甘康这一带边境地区地形险要，军阀的势力又薄弱，不能一致行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似亦不能大量用在这个地区，因为地形险要，敌人飞机大炮的威力也不易发挥。四方面军的战士多出生在通南巴，对这一带情形较为熟悉。同时，这是产大米的区域，生活习惯与我们南方人比较接近。第一方面军经长途远征，也可以利用这个地区暂时休养生息。但这个计划也有缺点，万一情况不利，我们可能被逼退到西康，那里尽是藏族，人口稀少，粮食不足。与蒙古、苏联距离较远，没有后退之路。总之，这个计划，优点是易于执行，缺点是没有可靠的后方。

    关于第三个计划，我首先报告，我们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省当局平复马仲英部的叛乱。从这个消息看来，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去，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搬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在昆仑山阿尔泰山一带飘扬。我还说明要实行西进计划，要先做一番准备工作。从这里到河西走廊去，要渡过黄河，还要与回族的骑兵纠缠。

    所以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兵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北进或西进未迟。既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 [3]
 
    张国焘的发言虽然列举了三个计划，并对这三个计划的优缺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但我们从张国焘的发言看，他最主张南下，而后是西退，他所作的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南下川康，虽然他认识到了没有可靠的后方，但他从创建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的历程中获得启示，认为创建川康根据地似乎也势在必行。但他忽视了，川康与川陕两地的不同。川康比川陕地区人口更为稀少，经济条件更差，红军局限于此地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如果要脱离该地，争夺四川富庶的地区，就势必要和川军乃至国民党的中央军发生决战，尽管红四方面军有较强的战斗力，但以脱离根据地的转战之师与凭险据守在兵力上占优势和有充足物资供应的敌军决战，红军似仍然难当大敌。至于他说的西退，将红军主力撤到青海、新疆，脱离中国的腹地，这就会大大降低党和红军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使党和红军的发展面临巨大困难。这与毛泽东主张的新疆只出一个支队显然有着明显的区别。

    经过两河口会议上的激烈讨论，张国焘终于原则上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于是，六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决定指出：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来灭敌人。首先取得甘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或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甘青新守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4]

    根据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中革军委于六月二十九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张国焘虽然原则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但是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鉴于红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的巨大优势，张国焘想以此为资本夺取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张国焘不顾中央的多次催促，率领红四方面军在向北缓缓移动。在芦花会议上，张国焘虽然当上了红军总政委，陈昌浩成为中革军委常委，但是张国焘夺取红军领导权的企图没有实现。

    由于张国焘的延误，国民党胡宗南军在松潘地区完成了集结，最后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而后又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在张国焘建议下，红一、四方面军混编，组成左右两路军分别北上。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右路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北上。

    这个时候，张国焘又以“提拔工农干部”为名，要求提拔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以图改变政治局的组成，控制党中央领导权。但在沙窝会议上，中央决定红四方面军两名高级干部进入政治局，六名高级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张国焘夺取党中央领导权的目的又没有达到。因而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回到毛儿盖，立即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再次提出要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而不是经阿坝北进东出。他甚至还要抽兵南下，出击抚边、理番。[5]

    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召开会议，着重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夏洮战役后的行动方针的报告。他指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部和陕西交界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