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虽然是失去一条腿的伤残人，但他有着许多常人所不及的信念、党性、意志、品质和追求。而且他的这些品质，不仅成为父母共同的，而且对我和弟弟妹妹们的影响也特别大。

   记得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曾经问过父亲我的“待遇”问题。因为老炮兵和后勤供给处但凡认识父母的人，都知道他们有一个小战士女儿，尤其是伙房从司务长到炊事员，几乎没有人不认识我的。因为我吃大灶饭，每次都是父亲的通讯员给他打小灶饭时给我代打的。因为1947年3月，我们从延安转移出发前，经过组织批准，我就从保育费改为战士待遇了。而且在以后的一路上，就因为我是战士待遇，所以我就不能像家属队的孩子和保育院的孩子们那样，能够骑毛驴或是可以坐架窝子，我只能是跟着队伍里的叔叔们徒步走。即使有时走得满脚是泡痛得直哭，或是睏得直往地下倒的时候，父母亲都不会让我在牲口背上歇一会儿。即使马夫老杨爷爷为我求情，父母也不会心软。至于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但长大以后我明白了：战争年代，队伍上多一个人、多一匹牲口，就多一份战斗力。当时父亲是延安抚恤委员会的主任，他带领着一支特殊的转移队伍。当时的人员配备和牲口都特别紧张，能多腾出一个人，或是多匀出一匹牲口，不仅能减轻组织的负担，而且还能对顺利完成任务多提供一点可能性。在没有别的办法可想的时候，让我跟着队伍步行，母亲背着小弟弟宗儿走，就是最好的选择。甚至父母还要求我照看比我还小的娃。他们告诉我，战士不是享受的，也不是什么待遇，更不是生活上的特殊，而是肩上的责任！父亲还让我明白了，所说的责任和所谓的特殊，就是比别人做得更好。所以，我几十年来以至退休，从来都没有为我曾经8年的军龄和工龄问题闹过心。

    据我所知，父亲和母亲1953年转业不是组织上的决定，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的考虑是：①当时抗美援朝正紧。他们所在的炮兵部队一部分赴朝作战，一部分南下广西。父亲虽已换装准备赴朝，但感觉残疾和伤痛会给组织和部队带来很大影响和麻烦；②1953年国家正处在国民经济恢复发展时期，地方也需要大批人员；③国家在恢复时期各方面条件都很困难，抗美援朝增加
了经济上的很大压，要求中央部委带头精简人员。鉴于此，当组织上征求他意见是留在部队，是转业，还是去荣军院时，父母连想都没想就选择了转业。父亲还曾对我解释说：“我们的实际考虑是为了减轻部队负担。到地方是薪金制，养活你们几个应该没有问题。这样，部队给我自己的警卫员、通讯员、炊事员，以及弟弟妹妹们的保姆等都可以取消，可以节省许多人力和军费。我按地方的规定，也不必再享受这些待遇了。”他们是这样决定的也是这样做的。

    而且在转业交通部前，先安排了我和弟弟的上学问题。

    去八一学校是经过华北军区后勤部批准的。我的战士供给关系转到学校。可是父母却提出取消了两个弟弟的保育费，改由他们的工资交付。这样，我们在学校同吃一样饭，同穿一样的衣服，实际上供给的性质已变了。当1955年小学毕业的时候，父母没有再向华北军区后勤部提出我的供给关系要求，实际上等于自动取消了。所以，我上中学、上大学，都是家里供的。我的战士待遇、军龄，自然也都同时放弃了。这就是我的父母。他们，怎么在革命的道路上、在等待个人与革命大局，以及在对待利益、权力、责任和义务的问题上，都是那么一致、那么默契呀！这说明当年母亲的婚姻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他们30年相濡以沫的战斗、工作和生活，证明了他们是一对真正的革命好夫妻。

    在“文革”动乱期间，父亲还不忘跟我谈到我的供给待遇和军龄问题。他说：“战争年代，你年岁虽小，还是做了些工作，像帮助家属大队照看娃子；在湖北、山西教士兵认字，参加忆苦、斗争地主大会；在三桥参加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帮农会收军鞋；尤其在解放太原战役中，在红房子过儿童节时帮了不少忙，在战斗胜利后，又与战士们一块打扫战场等等，这都是革命工作。就是在石家庄永壁镇上学时，戴上红领巾还参加不少活动。可是1953年到北京进入八一学校就不同了，就只有一个念书的任务。中学也是这样。没有为公家做任何工作，公家为什么还要供你。你也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了嘛。将来，你也没有理由、没有资格再向组织提出什么待遇和军龄问题。”

    我记住了父亲的谈话，其实这就是对我的忠告。因为在我家里，不仅他本人是这样，我的母亲同样是这样。我和我弟弟妹妹们，就是在这样的教育和影响中长大的。

    在父母共同生活的几十年里，他们从来没有过争吵，更没有过埋怨。倒是母亲，时常感到有点对父亲的生活照顾不周的愧疚。而父亲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和感觉。因为多年来，我常常看到父亲下班回来，本该是吃饭的时候，可家里却是冰锅冷灶。于是他二话不说，自己动手和面做饭。而且还哼哼着他最喜欢的陕西秦腔，全然看不出来他是个需要母亲照顾的残疾人。而母亲，曾不止地对我说，“别看你爸爸缺一条腿，他什么工作都完成得特别好。他党性特别强，特别聪明，特别爱学习，特别会做群众工作。我找他可不亏的荒”。就是这简单的几个“特别”，就足以看出母亲对父亲的佩服，和她选择与父亲婚姻的满意和幸福感、自豪感。

    他们忘我、无私，艰苦朴素、艰苦奋斗和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好务的精神和行动，他们对待名利地位、金钱待遇、子女上学参军就业婚姻，以及对待亲情友情和同事战友之情等等，一贯恪守原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们清正廉洁，从不假公济私。一句话，他们没有任何一点私欲、贪欲和占有欲。父母的这些行为品质，不但对我们子女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也成为教育我们的家风。即使在父亲逝世后，母亲不但扛起了这个家，而且继续保持并延续了这种家风，使我们的孩子们继续受益而健康成长。这不但正证明了母亲当年对父亲的选择，也证明了他们革命幸福的婚姻生活。

    从1939年和父亲结婚，至父亲1968年被“文革”迫害致死，父母这对革命伴侣，携手走过了30年的婚姻历程。其间虽然历经转战南北、战火硝烟、物质贫乏、艰难困苦、社会动荡等等，他们始终乐观坚强、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互相理解。

    在母亲的心中，父亲是她的丈夫，但更是她极为尊重和信赖的革命同志和良师益友。可以这样说，身体虽然残疾的父亲，在母亲的心里却是无比完美的，有着完美的品行、情操和不尽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