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光的母亲宋淑英

山东乐陵市的冀鲁边区革命纪念馆里记录着苏晓光的外祖母、母亲、二姨参加革命的故事。

    ■ 口述：苏晓光 山东德州市“好家风宣讲员” ■ 记录：陈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在山东乐陵市的冀鲁边区革命纪念馆里，记录着我的外祖母、母亲、二姨积极参加革命的故事。1937年10月，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乐陵县，她们三人积极投身到保家卫国的战火中……

    外祖母为保护党组织牺牲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我的祖父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和叔叔于抗战爆发后也加入了共产党。我外祖母、母亲、舅舅、舅母、二姨都在抗战爆发后参加了革命，都是秘密的地下共产党员。抗战中我外祖母、二姨先后为革命牺牲，人称外祖母、二姨和我母亲是“宋家一门三巾帼”。

    我外祖母宋石氏，十六七岁时嫁给山东省乐陵县茨头堡乡宋集村富裕乡绅宋平南为妻，外祖父与抗日爱国将领宋哲元同宗。“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宋集村成了第一批抗日堡垒村，外祖母宋石氏家是著名的抗日堡垒户，舅舅宋书阁是宋集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当时抗日武装缺衣少粮，外祖母知道这是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队伍，带头捐款捐粮。1938年9月，萧华率领八路军115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抵达乐陵，开辟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外祖母把30余间房屋腾出来让八路军住下，嘘寒问暖，缝衣做饭。

    1939年，日本侵略者对冀鲁边区实行严密封锁，五里建一个据点，三里建一个岗楼，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村里的党员秘密传达党的对敌斗争政策，都是在外祖母家接头。每逢这时，外祖母就为他们烧水做饭，站岗放哨，亲如一家。

    1938年，以宋家儿女为基础，逐步发展建立起了附近的王明吴村、胡纸坊、吉张村的党组织，二女儿宋玉英任乐陵县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儿媳乔秀清任村妇救会主任，小女儿宋淑英也就是我的母亲，任乐陵六区组织科长。在他们的带动下，抗战期间宋集村150户人家就有39名抗战积极分子加入了共产党，60多名青年参加了八路军。

    严酷的形势，使对敌斗争转入到了地下，残暴的敌人到处抓捕抗战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1944年的一天，由于汉奸告密，大孙据点的汉奸和鬼子终于将外祖母抓住。在据点里，敌人给外祖母使用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逼迫她说出谁是共产党，与八路军的联系接头方式，交出参加抗日的儿女。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外祖母宁死不屈，敌人没有获取一个地下党的名单和秘密联络点。唯一在宋集村中的舅母在地下组织的协助下托人搭救外祖母，直到将外祖母快要折磨致死，敌人才将她放回。回家几天后，外祖母就牺牲了。舅舅和母亲与外祖母感情深厚，却因在外奔波抗日，没能与外祖母见最后一面，忠孝难两全，舍小家为国家，带着悲痛和仇恨继续战斗。

    姐妹俩一心向党为革命

    二姨宋玉英1938年加入共产党，1939年任乐陵县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

    二姨是小脚，行动不便，经常骑着毛驴，夹个小包袱，以走亲访友的名义秘密进行工作，忙的很少回家。革命抗日，就意味着牺牲个人的一切，必要时牺牲家庭利益。二姨的女儿刘芝兰当时只有三四岁，每次二姨离家工作时，她就一边哭一边喊娘。至今86岁的芝兰表姐回忆起这些，仍然泪流满面。

    1939年初冬的一天，二姨带领东大梁村的妇女去挖交通沟，被黄夹据点的日伪军发现。日伪军出动追击，二姨小脚跑不快，在急切的奔跑中被绊倒，狠狠地摔了一脚。人脱险了，但之后几天开始大量咳血，组织上紧急将她转移到后方医院治疗。不幸伤情恶化，几天后去世，时年32岁。1953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其长子刘鹏13岁就投身革命，加入八路军平津支队少先队，后在八路军第115师师部任报务员。

    亲人的牺牲，家园的被毁，在民族危亡关头，在家庭的影响下母亲也挺身而出参加了革命。

    血的教训让母亲知道做党的地下工作，一切都要秘密进行，绝不能和任何人透露，稍有闪失便会招来杀身之祸。这位言语不多但行事稳妥的少女，先是以串门拉呱等形式，秘密发展党的骨干力量，一个冬天就发展了宋子新、杜海英、郝景华（河北人住宋集村姨家）等五、六名党员。自此，母亲全身心投入到抗战中。

    1939年，母亲调任乐陵三区妇救会主任，之后又任五区革救会主任、乐陵县妇联主任、渤海地委妇联主任。为了保护自己，便于工作，在上级的建议下她化名冯毅，终生沿用。

    母亲走村串乡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发动妇女贴标语，学识字；组织妇女做军衣，送军粮；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壮大党组织的力量，做这些工作多数时间是在夜晚，许多时候是一个人走夜路，她揣上两颗手榴弹就出发。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哪能不害怕，母亲后来说，天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走在路上总觉得好像有人跟着。后来有了一把袖珍小撸子手枪后，心里壮了胆。

    母亲为国家为民族的言行带动了众乡邻，与群众结下了深深的鱼水情谊，母亲曾自豪地说那时候她工作和发展的村里的堡垒户，没有一个叛变投敌的。

    有一次，母亲和战友们正在王怀玉村堡垒户董汝林家，日伪军突然进村了。母亲掩护战友一个个翻墙躲进了青纱帐，她再跑来不及了，转身进屋收拾好东西，拿起针线和董奶奶一起纳鞋底。敌人进来再三追问，董奶奶一口咬定这是她孙女，敌人什么也没有翻到，悻悻地走了。

    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使母亲养成了高度警惕性。外祖母牺牲后那年的春节，母亲回到宋集村祭拜母亲，天不亮起身，她来到村头四处打望，忽然发现不远的壕沟里有影影绰绰的刺刀和十几个脑袋瓜子，警觉的她料想到是敌人！再回去通知乡亲们撤退已经来不及了，母亲掏出手榴弹向敌人扔了过去，举起手枪向敌人射击。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住了，以为中了埋伏，回过神来反击时，母亲借助熟悉的地形吸引着敌人向村西野外走，乡亲们听到爆炸声、枪声，急忙扶老携幼隐蔽到村南去了，敌人的扫荡扑了空。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英勇的冀鲁边儿女浴血奋战，抗战期间共粉碎敌人万人以上的扫荡5次，三千人以上的扫荡10余次，粉碎了敌人5次“强化治安”运动，钳制消灭了大量敌人，为全国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牢记大爱为国、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

    外祖母、二姨、母亲“三巾帼”，国难当头挺身而出，个个不让须眉，为民族解放、民族复兴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宋家更是耗尽家财举家抗日，为民族不惜牺牲个人家族的一切。我们姐弟三人生活在革命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受到深刻教育。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常有革命战争年代认识的一些老乡、房东来家里，母亲对待他们格外亲切，让他们住在家里彻夜长谈，临走还要给带东西，有时给钱给粮票。他们缺衣少粮有困难，母亲总是慷慨大方，无偿的资助。我起初对此不理解，母亲对我说：“若是没有这些大爷大娘、大哥大嫂们的保护，我们不知道牺牲多少回了，根本活不到现在，我们不能忘本哪！”作为宋家“三巾帼”中在战火中唯一幸存的母亲，对英勇牺牲的二姐的子女，把对二姐的感情，全部倾注到二姐的子女身上，对三个孩子视如己出给予了极大的关爱，关心、照顾着下一代的成长，每周都要他们到家里吃一顿团圆饭。

    母亲待人以宽、刚正善良、公道正派的品格使我受益匪浅，以致在后来的生活工作中不时提醒自己，做人要大度，做事要公心。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家的“宋家一门三巾帼”故事，是千千万万个抗日志士和家庭的缩影，现在的美好生活是老一辈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牺牲换来的，革命前辈舍身报国的红色家风，是家族世代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

    2016年，冀鲁边区红色教育基地收录了她们三人的事迹，失散了半个多世纪的母女三人“团聚”在冀鲁边区革命纪念馆，静静地向人们诉说那腥风血雨年代英勇的冀鲁边人民的流血与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