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的教育方针，是毛泽东在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中确立的，罗瑞卿则始终站在毛泽东一边。当时，王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三民主义是抗大的重要课程”，“三民主义是抗大政治团结的基础”，妄图否定党的领导，扭转抗大的政治方向，改变抗大的性质，把抗大办成一般的统一战线的学校。对于王明的错误观点，罗瑞卿明确表示，抗大和黄埔初期不一样。黄埔初期主要领导是国民党人，部分学生是国民党人；抗大整个领导权都在共产党手里，学生的绝大部分是共产主义者或倾向共产主义的。正因如此，今日之抗大，就不能不比那时的黄埔更革命、更前进，为民族和社会的解放必定作出更伟大的贡献。他再三强调，抗大不是统一战线的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干部学校。他还亲自领导抗大干部、学员，参加了当时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并多次到抗大讲演，揭露、批判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在罗瑞卿的教育下，抗大广大干部、学员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有力抵制了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对抗大的干扰破坏，落实了毛泽东亲自制定的教育方针，坚持了抗大正确的政治方向。

　　1938年5月下旬，罗瑞卿又主持抗大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总结建校以来培养教育知识分子的经验，确定了此后党的任务，即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就在当年5月，毛泽东腾出自己在凤凰山下住处的一孔窑洞，让罗瑞卿在他身边撰写《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为全国抗日军队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提供借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罗瑞卿便完成了这部篇幅很大的著作，使之成为军队建设上的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此书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同时出版，对帮助和影响国民党军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8年5月，抗大第四期开学。这一期，抗大迅猛扩大，学员达5600余人，校址相应扩散，北至蟠龙、瓦窑堡，南至洛川，向西更伸至甘肃的庆阳。特别是代表新中国妇女先锋的女生队伍，也不断地壮大。曾单独成立了一个“抗大第八大队”，引起中外人士的注目。这是抗大的“黄金时期”。当年6月初，抗大成立两周年，罗瑞卿在纪念大会上自豪地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就在6月，他主持编写了《抗大组织条令》，条令以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和校训为指导思想，规定了抗大的性质和任务，以及教育方法、课程设置等方面的内容，使抗大的工作有章可循，向前迈进了一步。1938年8月，经过几个月的短暂学习，部分学员提前毕业，有1400多名学员去参加了保卫大武汉的血战。

　　抗大文武结合，可算是天下第一

　　1939年1月28日，在抗大开展工作大检查之际，罗瑞卿主持了抗大第五期开学典礼。这时，全校学员总数达到1.3万余人，是抗大历届中最多的一期。这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边区经济形势陷入紧张。怎么办？罗瑞卿大手一挥:不等不靠，自力更生。他响应党中央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率领抗大全体教职学员上山开荒，广大师生一手拿锄、一手拿枪，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掀起生产突击高潮，决心以开垦和种植2万亩土地，生产3300担粮食的成绩，献给陕甘宁边区。4月24日，毛泽东出席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赞扬抗大的生产运动搞得好:“你们将工农商学兵结合起来了，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起来，可算是天下第一。”

　　1939年6月1日，是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讲话:“三年来，抗大造就了很多抗日干部，在前线打日本有很大的功劳。”这“很大的功劳”，自然有罗瑞卿的一份。

　　1939年上半年，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发布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