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国十大将中，如果说罗瑞卿大将在文韬武略，叱咤风云等方面与其他人有着差不多的经历，那么，他那一米八几的个头，在众多将星中却是首屈一指的。因而他获得了“罗长子”的绰号。毛泽东就不止一次说过：“天塌下来怕什么有罗长子顶着呢！”这很像是一句戏言，其实这是伟大统帅对将军的高度称赞和信任，不仅说明罗大将人才难得，足以堪当重任，同时又说明他们之间那种情同师长，义同手足的关系。

　　指名点将，罗瑞卿受命首任公安部长

　　1949年2月下旬，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不久即改编为第一十九兵团）政治委员的罗瑞卿，受命带领兵团溶编了由北平和平投诚的原国民党一个军，随后便率部进驻石家庄，进行休整，并学习讨论第四野战军强攻天津城的经验，准备实施太原战役。

　　3月上旬，罗瑞卿赴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上，他听了毛泽东所作的报告，感到很受教育和鼓舞。因此在会议期间，多次向中央军委请求：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请批准他随即将南下的第四野战军行动。彭德怀得到讯息后，也要求把罗瑞卿调到他那里去。毛泽东见四野和一野都争着要罗瑞卿，一天便笑眯眯地对前来请求的罗瑞卿说：好哇，你现在是个香饽饽，都要抢你呢！不过，是南下还是西去，待打下太原后再定，说不准还会有别的任务呢！

　　4月初，太原解放，罗瑞卿被任命为市军管会副主任，协助徐向前主任作好接收太原城的工作。但这时他仍然向往着到前线，心想无论是南下还是西去，只要上战场就行。

　　6月初，中央军委周副主席的一个电话，却使这位深情眷恋战场的将军，如淋一头露水，满腹狐疑。电话告诉他：立即向继任政委李志民交待工作，把一切交待清楚后，即来北平重新安排工作。军令如山，罗瑞卿虽然想象不出这时会有什么事情这么急，但还是遵命迅即办完交接手续，并同杨得志李志民、耿飚等依依话别，便匆匆登上了去北平的火车。路上，他问同行的徐向前司令员，除了打仗，中央会安排他什么工作。徐老总也是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告诉他，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决不能挑肥拣瘦的。

　　次日到达北平。不多久周恩来便约罗瑞卿去谈话，开门见山地告诉他，中央要他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安部长（在此以前归军委建制）。罗瑞卿听后一怔，马上提出还是希望随四野南下，或者能去彭总那里。他解释说，自己没有做过社会工作，这方面没有经验，建议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这一职务更为合适。“你不是也在红四军，红一军团当过保卫局长吗？”周恩来不容他推辞地说：“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安排，你就不要讲价钱了。”听到周副主席这样说，罗瑞卿又想起火车上徐老总的嘱咐，心里虽然还是不太情愿，但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周恩来最后告诉他：“你的工作是中央决定的。今晚毛泽东还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

　　当晚，毛泽东在西山双清别墅接见罗瑞卿。一见面毛泽东就叫着绰号说：“你这个罗长子哟，听说你不愿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想去打仗，哪行吗？”罗瑞卿连忙解释说，经过周副主席说服，他想通了，坚决服从中央决定，并表示一定要当好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大警卫员。毛泽东听后，摆摆夹着香烟的手说：“不只是要你当好几个中央首长的警卫员，而是要当好新生国家的警卫员，当好人民政权的警卫员。你这个公安部长担子不轻呢！”讲到这里，毛泽东指示他去请示周副主席，要尽快把公安部的机构成立起来，马上开展工作。

　　7月6日，军委公安部在北平宣布成立，不久便开始正式办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安部立即划归政务院领导，在当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公安高干会议上，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可以是备而不用的，而你们是天天要用的，是一时也离不开的。，，罗瑞卿听了，深感自己肩头责任的重大。

　　不久，罗瑞卿又被任命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这样全国、首都公安工作的担子就全部压在了罗瑞卿的身上，他感到责任更加艰巨了。

　　在毛泽东领导下，捍卫新生革命政权

    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后，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首先率领公安队伍在首都，并指导全国开展荡涤旧社会一切污泥浊水的斗争。

　　在北京，他直接领导对全市反动党团的登记工作，严密组织对警、宪、特等敌伪人员的查处。到1949年9月底，共清查登记敌特、反动党团骨干7000余人，缴获各类枪械近100枝，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潜伏在北平的反动力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称赞。

　　与此同时，罗瑞卿还亲自领导首都和全国的查禁烟毒、封闭妓院、取缔娼妓的运动。到1952年底，在中国肆虐百余年的烟毒被彻底肃清，流传数百年的妓院，娼妓等淫乱活动也得到了彻底根除。成千上万名沉沦于苦海的妇女获得了解救，走上了新的生活。

　　1950年底，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地镇压反革命运动。翌年初，罗瑞卿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经党中央和毛泽东审定于当年2月发布，推动了运动深入发展。

　　这年5月，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镇反运动己经取得重大胜利的情况，决定对运动进行适当收缩。为此，罗瑞卿召开全国公安会议，贯彻这个方针，并起草了会议决议草案，报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当晚便将罗瑞卿召到中南海，一边同他商议，一边对草稿亲笔进行修改。这份决议，毛泽东在3天之内反复修改了3次，提出了许多公安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如“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一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等等。这些政策，一百到今天，对新形势下的公安保卫工作，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到1952年底，镇反工作胜利结束。

　　在捍卫新生红色革命政权的斗争中，罗瑞卿十分注意开展隐蔽战线上的斗争。这是一条见不到火光、闻不到硝烟，但又异常紧张、尖税复杂的斗争战线。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龟缩在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认为反攻的时机已到，便加紧向大陆派遣间谍特务。有空投的，有从海上偷渡的，还有从边境潜入的，并以“杀死一名部长，奖励十条黄金”为诱饵，使一批亡命之徒铤而走险，把暗杀目标盯在一些高级干部和重要民主人士身上。当罗瑞卿向毛泽东汇报这些情况时，毛泽东饶有风趣地说：他们很不简单嘛！海、陆、空都出动了。这就叫做“海里爬上来，陆地钻出来，空中掉下来，，。不过，他们折腾的再凶，怕是在罗长子面前也讨不了好去呢！

　　毛泽东说得很轻松，罗瑞卿却不敢掉以轻心，立即从全国抽调精兵强将，投入这一斗争。他反复强调：“必须大力加强侦察工作，加强秘密地打入敌人内部的工作。”“应在我们可靠骨干指挥之下，以能否发现、接近敌人并与敌人战斗的作用为主要标准，，。要按照毛泽东的策略思想，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狠狠进行打击。

　　9月下旬，罗瑞卿向毛泽东汇报，为控制敌人交通线和运送破坏器材的运输线，准备选择一些人设法打入敌人内部去。毛泽东听后很感兴趣，指示说：“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甩几个手榴弹，烧两间茅房子，到敌人那里去报告，只要不死人就行。”说得两人会心地哈哈大笑。也就在这次会谈后不久，名噪一时的国民党特务段云鹏，便落入了罗瑞卿设置的法网。

　　段云鹏，自幼习武，能飞檐走壁，解放前是京津一带有名的飞贼，1946年为军统北平站所收买，当上了国民党特务。北平解放前夕，为破坏国共和谈，恐吓民主人士，他在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家里搞爆炸，使何的一个女儿当场死亡，何夫妇受重伤。北平解放后，他逃到台湾，但贼心不死，先后于1949年9月和1950年5月两次潜入京津地区，发展特务人员，策划多次爆炸事件。他甚至想利用熟悉中南海地形的特点，阴谋再次潜入北京，行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罗瑞卿得到这个情报后，决定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派秘密人员诱骗段贼入境，终于将这个自命不凡，声称任何人对他也奈何不得的飞贼，在第三次潜入大陆，刚刚到广州时便被捕获，除掉了这个祸害。当罗瑞卿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时，毛泽东听后诙谐地说：“你们莫要这么性急嘛！他不是飞贼吗？让他飞一个样子看看嘛！”

　　在此前后，我公安人员还先后除掉了企图在广州刺杀叶剑英的赵一帆，混入我中央机关内部企图暗害中央领导人的高元龙；妄图在上海暗杀陈毅的刘金德等敌特分子。还把几批空投到东北地区，企图搞反革命暴乱的敌特和数名美国间谍悉数就擒。把敌人一次次阴谋利用“五一”、“十一”重大节日搞爆炸，制造重大事件的图谋彻底粉碎，使新中国革命政权日益巩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非常满意多次指出：国家政权的巩固，公安战线功不可没！

　　毛泽东首次访苏，罗部长谋划旅途平安

    在中共领导人中，建国以前没有出过国门的毛泽东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一位。早在延安时期和到西柏坡以后，毛泽东曾两次提出过要去苏联会晤斯大林，以便就国际共运中一些重大问题交换意见。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成行。

　　然而，就在建国之初，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大陆尚未完全统一，政权尚待巩固之际，经纬万端，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却接到访苏的邀请。12月21日又适逢斯大林70寿辰。中共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同意毛泽东这次访苏。其行主要目的是：向联共和斯大林反映和介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情况；就国际共运和今后中苏两党、两国互助合作的一些问题交换意见；经过谈判准备同苏联签订包括新的中苏友好条约在内的一系列双边条约；为斯大林同志祝寿等。因此，毛泽东这次访苏，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最高规格，最大规模的出国访问，也是在党和国家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形势依然比较严峻的情况下成行的，意义非同寻常，国内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