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逝世后27天，“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文化大革命”这一场噩梦终于结束。但是，中国前进的脚步仍然十分蹒跚。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汇报后说：“凡是毛泽东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1977年1月21日，按照华国锋的授意，写作班子在为华起草的讲话稿中出现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的提法。1977年2月7日，经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汪东兴决定，华国锋批准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又将上述观点概括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

　　在“两个凡是”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而罗瑞卿又只担任军委顾问的情况下，他仍然时时不忘揭批林彪和“四人帮”，采用写信等方式对一些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以力求使读者从思想上划清同林彪、“四人帮”的界限，从而拨正军队建设的航向。

　　当时，“文革”中流行的许多“左”的观点仍然被人们奉为金科玉律。人们痛恨林彪、“四人帮”，但思想上又深受其影响，而出现了按照林彪、“四人帮”所传播的观点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奇特现象。

　　在这一背景下，1977年1月30日，《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1964年林彪又策动大比武”。此时罗瑞卿正重访韶山。他看到这份报后，于2月6日，给军报写了一封信，指出：这是“严重地违反历史事实”。那篇文章把射击“打鸡蛋壳”和翻墙头也当作“花架子”批，罗瑞卿提出了异议。他写道：

　　军训的“打鸡蛋壳”“翻墙头”是否毫无实战意义？就是花架子？（花架子一词是林彪授意唐平铸等人制造的。）可以考虑。就我理解，前者是为了练习对隐蔽在战壕内之敌的精确射击，后者同我们现在练兵中还在实行的超越障碍也差不了多少，而且贺龙同志亲自告诉我，他向主席报告当时杨村部队的军事训练的步枪射击时，就曾有“打鸡蛋壳”的项目。现在贺已逝世，还有杨勇同志可以作证。我同杨勇同志陪同周总理、陈毅同志在杨村部队观看时，也得到他们的称赞……

　　称1964年的军事训练是花架子、练为看不是练为战，等等，就我所知，是叶群、唐平铸等人在林彪指使下攻击当年军事训练制造的整人罪状之一二。他们的目的何在，现在很清楚了。当年的军事训练当然是有一些缺点甚至错误的。至于“比武”当时的用意是评比，革命竞赛，缺点以至错误可能更多，不过任何群众性的运动也不可能毫无缺点。对此事，毛主席、中央、中央军委有无结论，我不得而知，我当时知道的，（中央、军委的评价）同后来林彪、叶群、唐平铸等人在报纸上故意夸大造谣，喧嚣一时的，企图把人一棍子打死的那些诬蔑宣传恰恰相反，也有杨勇等同志可作证。总之，哪些责任是我的，我决不推卸。但是，是否如林彪、叶群等人有意夸大歪曲，把它说得一团漆黑，毫无是处，甚至公开否定“一分为二”，我看大可考虑，特别今天来看。

　　《解放军报》社收到此信后，立即停止批评大比武。

　　1977年3月，罗瑞卿出席了中共中央军委召开的座谈会。在会上，叶剑英提出，全军要紧密联系部队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把部队建设好。他提出，要在全军开展“十个应该不应该”的讨论。随后，《解放军报》组织撰写了10篇文章，在当时最迫切需要同林彪、“四人帮”划清界限的10个问题上肃清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以保持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

　　罗瑞卿对这一讨论非常关注。《解放军报》发表的每一篇文章，他都认真阅读。《解放军报》社准备将这十篇文章汇集成小册子出版时，罗瑞卿又从头到尾对这十篇文章做了审改。他还亲自写稿参加讨论。5月31日，他在住院期间写信给《解放军报》社长华楠，提出准备搞两个短篇，题为《林彪全盘否定一九六四年军训是个阴谋》和《戳穿“四人帮”在民兵问题上的鬼把戏》。随后，他同军报帮他记录整理的记者详谈了自己的构思。在记者按他的想法整理成文后，他又精心修改，然后以“本报记者”名义。分别发表于《解放军报》7月9日和6月17日。他还以“一读者”的名义为军报写了《江青破坏学雷锋运动由来已久》。这些文章对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起到了指导作用。

　　在这一期间，他还给许多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向中共中央和军委转信，为平反这些案件而引线搭桥。

　　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罗瑞卿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

　　罗瑞卿到任时，军队由于在十年浩劫中遭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问题成堆，百废待兴。当时，“两个凡是”还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实事求是作风遭到背弃，说大话、空话、假话盛行，军队的优良传统被破坏，派性猖獗，内耗严重。有些科研项目被迫取消，拉大了武器研制和装备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机构臃肿，员额膨胀，人浮于事。规章制度废弛，纪律松懈，各类事故层出不穷，部队战斗力下降。1975年，邓小平曾将这种状况概括为“肿、散、骄、奢、惰”，并提出进行整顿，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被冲掉了。

　　罗瑞卿作为邓小平的助手，一复出便首先抓整顿，并将邓小平所说“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作为军队各项工作的纲。

　　当时，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和“文革”中“左”的错误的影响，十一大仍然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要用以整顿为纲来取而代之，既要有清醒的认识，更需要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

　　1977年秋季，罗瑞卿负责筹备军委全会，他曾多次对起草文件的工作人员说：“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其实是一根打人的棍子。林彪、‘四人帮’阶级斗争为纲不离口，就是为了打人。”他在向叶剑英、邓小平请示报告后对《解放军报》社长华楠等说：“军队还是以‘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为纲，把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如果说阶级斗争，这也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有人如果要挑刺也挑不出来。”

　　“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的基石。撼动这块基石，是破除“两个凡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从1977年秋天开始，罗瑞卿即围绕整顿，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在思想上，他力主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他大力支持《解放军报》冲破只让提批右不让提批“左”的障碍，主张揭露林彪、“四人帮”极左的面目。当他在一份文件中看到提及活跃在“文革”期间的“风派”和“震派” 人物后，他对起草文件的同志说：“我考虑再加一个，叫‘溜派’，也应该揭露。这种人当年紧跟林彪‘四人帮’，欠下了不少账，却装得一贯正确，企图溜之大吉。这种人遇到一定的气候条件，又会兴风作浪，也是一种危险人物。”他建议《解放军报》撰写专文揭露这三种人。当他看到这三篇文章后，高兴地说：“这样的文章不仅现在有用，将来也用得着。因为在政治斗争中，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这种人。必须提高对他们的鉴别力和抵制力，不让他们败坏党的风气，危害党的事业。”1977年8月29日，罗瑞卿在军委座谈会上又说：“在调整领导班子时，要特别注意那些专门说假话，挑拨离间、搞两面派的人，不能让这种人进领导班子。过去毛主席专门要我好好看看《红楼梦》里写的一段话，讲王熙凤‘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着，脚底下就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毛主席还在一篇文章中揭露了那些像李林甫那样的‘口蜜腹剑’的假朋友。开七大时，毛主席还痛斥过那些专搞偷、装、吹的人。我们调整班子，就要防止这些‘上头笑着，脚底下就使绊子’、‘口蜜腹剑’和搞偷、装、吹的人进入领导班子，特别是不能让这样的人当军政第一把手。”在作风上，他主持开展了以三查三整（即查斗志、查纪律、查作风，整顿“软、懒、散”、整顿官僚主义和整顿作风）为中心的整党整风运动。

　　在组织上，他积极批转信件，酝酿和着手平反冤假错案，但是，他却从未提出给自己平反的任何要求。当郝治平问他时，他说：“不要急，现在党有难处。我们不能给党增加困难。”他感到，让他出来工作就行了。

　　在军事工作上，他主持战略委员会，重新分析研究国际形势，调整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为此，他不顾身残，重新勘察海防边防。

　　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上，他对军委决定的重点抓洲际导弹、潜射导弹和同步卫星的研制组织大力协调，同时抓紧常规武器装备的改进，以逐步实现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尽管他已不兼国防工办主任，但他同过去一样，对国防工业的整顿、调整和发展而日夜操劳。

　　1977年9月23日，他在总参装备计划部《关于装备订货计划完成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装备要有质量，要配套，要有维修件。太落后的东西，如歼6飞机和教练机，不要大批生产了，要集中力量干歼7。在质量、维修有保证后，逐步搞歼8、歼9。不要以拿到装备为满足，要看是有用还是相反。”

　　为了抓好产品质量，他号召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1978年3月2日，他在国防工办转发三机部《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质量大检查，迅速搞好产品质量的决定》上批示：“从国防工办起，到所有国防工业的各部领导干部，凡是身体条件许可的，都必须每年抽出三五个月的时间，认真深入到工厂蹲点，作调查研究。领导人心中有了数，又善于以点带面，对整个工作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对于歼7飞机的改进，罗瑞卿一直予以极大的关注。到1978年6月12日，他又专门召集总参、空军、海军、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第三、第四、第五机部负责人开会，研究歼7飞机改进问题。大家讨论后，罗瑞卿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今后十年发展的方针，海、空装备，优先发展空军，要集中力量搞空军，海军要让一下路。海军是同意了的。从长远看，这样海军也可能搞得快一点。”他指出：“现在生产的歼7，要边改进边生产，尽量搞好一点。要质量第一，不能光求数量。我们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要千方百计，九十九计、九百九十九方都不行，要百分之百地想办法去完成任务。今天就是要大家来画这个押，洪学智、吕东要立军令状。”

　　在讲话中，他在强调“要积极争取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提出：“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各部要把出国考察工作管好，不要出去那么多什么也不懂的人，游山逛水；要派懂技术的人出去。”

　　他针对有些受“四人帮”影响较深的人，散布“整顿就是复辟”谬论的情况指出：“要下大力整顿国防工业，要批判整顿就是复辟的谬论。整顿就是革命，就是不能顾这顾那。有资产阶级派性就要批判。到今天还搞资产阶级派性就不够共产党员的资格。”

　　这次会议是他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关于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重要会议。这次会后33天，他便出国治腿而再没有回来。在这次会议讲话的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大家要一块努力。我少一条腿。一条腿能办到的事，我一定要努力去办。搞不好，我们就没有办法交账，就不能去见马克思、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你们回去要少睡一点觉，好好研究一下，把要我们办的事，要邓副主席办的事，或者要别的部门办的事都提出来。再过几天，邓副主席可能要找你们谈。谈者，就是逼也。总是要有点压力才好。世界上的事总是要压。要干点事，就不能舒舒服服。

　　在基层工作上，他强调从严训练和管理，恢复和发扬光荣传统，加强组织纪律性，建立正规秩序，减少和消灭各类事故。为了推动部队建设，他十分注意运用先进典型，在他倡议下，硬骨头六连、神枪手四连等单位受到了表彰。他考虑，以往表彰的先进单位都是基层单位，而针对当时有不少团以上领导班子存在“肿、散、骄、奢、惰”的现象，他认为，还应该树立一个先进的团以上领导班子的典型。1977年9月，他看到《解放军报》9月15日的第804号《情况简报》有一篇通讯，题为《空军航空兵第一师领导班子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立即批示，作为军委文件转发全军，随后将转发这一篇通讯的军委十四号文件报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常委并军委常委，同时，附了他写的一封信：

　　此件请阅。这个师的领导班子，政治上、作风上、工作上都算是过得硬的。我全军师以上领导班子，不要说全军，就是有百分之七八十能做到像这样，那么，我军的面貌就会焕然一新，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就会加快步伐。因此，建议以军委名义通报全军表扬，妥否，请批示。

　　随后，空一师即成为全军的先进典型。在学习空一师过程中，许多单位领导班子的工作都有了很大进步。

　　罗瑞卿在开展这一系列工作时，曾经遇到相当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主张维持“文革”后形成的使国家面临经济崩溃边缘的万马齐喑的不正常的局面的人。为了冲破阻力，罗瑞卿提倡不信邪，不怕鬼。他建议《解放军报》重新选登《不怕鬼的故事》，并经他授意在《编者按》中写道：“本来，世界上并没有鬼，信鬼不过是人们愚昧和怯懦的表现。但是，世界上又确实存在着传说中的鬼那样的人和事。”《编者按》指出：“林彪、‘四人帮’以及我们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它们都像传说中的鬼一样，对我们的革命事业起着捣乱和破坏的作用。怎样对待这些鬼人鬼事鬼现象呢？你如果怕它，它就会得寸进尺，鬼气凌人。反之，你不怕它，和它斗，它就节节败退，灰飞烟灭。”

　　他复出后也做好了承担风险，甚至再次被打倒的充分准备，当金跃鸣从作战部调到他身边当秘书时，他对金说：“在我这里工作是有风险的。你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

　　当时，主张维持“文革”后现状的人提出了“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的主张。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将其概括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显然，要使党、国家和军队迈开前进的步伐，必须破除“两个凡是”的禁锢。

　　早在提出“两个凡是”的社论发表之初，邓小平便直率地对此提出了批评。他在1977年5月24日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当时正在住院的罗瑞卿完全同意邓小平的观点。他向华楠等详细询问了这一社论发表的前后经过，然后对华说：“对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要坚持科学的态度，亦即实事求是的态度。小平同志强调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指示，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决不能不分时间、地点、条件到处搬用，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还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首先是对我们党的学风的破坏。”1977年8月，他在一首诗中写道：“精通目的在运用，背诵词句等白费。实事求是方本色，万勿空喊最最最。”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在第三版不显著的位置发表了一篇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1000多字的思想评论。罗瑞卿立即发现了此文的重要意义，他把《解放军报》负责人找去说：“这篇文章虽短，却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真理不能用来检验真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观点很正确也很重要。”罗瑞卿要求军报注意宣传这一观点。

　　1978年5月10日，经当时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审阅定稿，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光明日报》供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1日，此文又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全国各报纷纷转载。此文立即在全国引起热烈的反响。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能否从“文革”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迈开前进步伐的思想大讨论蓬蓬勃勃开展起来。

　　但是，华国锋却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介入”。5月17日，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还指责这一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中央党校编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有关人员感受到了一种压力。罗瑞卿则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一篇文章。他说：“这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这是一件大事，不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他又说：“要注意在军队中消除‘两个凡是’的影响。解放军报要积极支持和参加这场讨论。”

　　就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引起尖锐的意见分歧的时候，在军队内又出了一件从表面上看与此次讨论无关而实际却有密切联系的事情。

　　1978年4月上旬，海军南海舰队160号导弹驱逐舰在广东省湛江港爆炸沉没。这是一起海军建立以来的最严重的事故。它反映了“文革”以来“左”的一套对我军建设造成的严重损害，事故发生后，邓小平对海军司令部和海军主要负责人进行了批评。

　　海军主要负责人是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有错误。粉碎“四人帮”后，他为阻挠大家的批评，而赞成“两个凡是”。在邓小平就海军160号导弹驱逐舰事故对海军主要负责人提出批评后，他不服气，4月12日去向华国锋告状，谈了5个小时。华对他表示支持。华还对他说：我最近要去朝鲜访问，回国后去大连检阅海军。他回来后即向海军党委汇报说：华主席支持我们，不要紧，打不倒。他召集海军几位副司令开会布置此事，提出要立即准备，要动用120艘舰艇、80架飞机参加检阅。要求绝对保密。参谋长杨国宇提出，此事应向萧劲光司令员报告，他同意。杨又提出，事先应向总参报告，其余同志也说：还应向军委报告。他说：“不用，这是我亲自向华主席汇报，华当面批准的。这不是调兵是检阅，向军委、总参报不报，关系不大。”

　　4月13日，杨国宇向萧劲光报告，萧指示：这样大的事情，要正式报告军委，你要亲自去向军委和罗秘书长报告。

　　4月15日，杨再次向海军主要负责人提出，要向军委、总参报告，否则调不动部队。他同意后，杨向军委、总参作了报告。4月17日，正在301医院试用假肢的罗瑞卿接见了杨国宇，在听了杨的报告后，罗向杨提出两个问题：一、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搞这样大的兵力行动？这对国际、国内有什么样的影响？二、既然12号已定，为什么现在才报告？杨国宇向罗说明了迟迟不报告的原因。罗瑞卿考虑了一下说：“这件事由我向邓副主席报告，至于此事行不行，再用电话联系。”

　　杨国宇走后，罗瑞卿向邓小平作了报告，并表明自己不同意这一行动的意见。邓小平同意罗的意见。在邓小平支持下，此事终于被制止。

　　后来，到1979年7月间，在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再一次批评了“两个凡是”以后，也谈及此事。他说：海军出了一件坏事，就是旅顺搞大海军演习，这是坏主意，政治上是错误的，出发点也是不正确的。这一点罗瑞卿同志处理得好。罗瑞卿讲了这个问题，我同意他的意见，制止。

　　此事处理完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在党内仍相持不下。6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6月2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这一番话引起了不同的反映。全党上下都十分拥护。中央党校原来编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有关人员感到身上的压力减轻了。但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对邓小平这一对他们的中肯批评仍然不肯接受。6月15日，有关部门召集各宣传单位负责人开会，仍然批评《光明日报》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党性不强”；仍然认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一律不能翻，天安门事件、《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都不能翻案。如果翻了就是反毛主席。

　　此时，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去找《解放军报》副主编姚远方，谈起他读了邓小平讲话的喜悦心情。姚问吴能否给《解放军报》写一篇讨论真理标准的文章，吴欣然同意。姚远方向罗瑞卿报告了此事，罗瑞卿让姚赶快去找吴。吴很快就撰写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此文据说原是为反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种种责难而作。显然，经过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那么一讲，此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乃至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都不可能发表了。这时，《解放军报》向吴江约稿，吴便决定将此文送给《解放军报》。

　　《解放军报》社打好清样后，立即送给罗瑞卿。罗瑞卿读后兴奋地说：“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什么时候改好什么时候发表，不要抢时间。”本来，罗瑞卿想去北戴河住几天。“文革”前，为了做好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警卫工作，他常去北戴河，他学会游泳也是在北戴河。复出后，他很想旧地重游。但是，为了改好这篇文章，他决定把去北戴河的时间往后推。随后便集中精力修改文章。他亲自查阅毛泽东的《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又重读了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然后让华楠、姚远方等去同吴江商量，建议在文章中引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做到立论更稳、无懈可击。此文进行了全面修改后，他再次审阅，并亲自动笔字斟句酌地进行修改。修改期间，他同《解放军报》社通了5次电话。他还同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就此文进行过反复磋商。后来，1981年9月25日，胡耀邦在同文艺界人士谈话时曾说：“第一篇文章改了好多次。第二篇文章是党校同志写的，我没有参加，由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定稿。罗就此稿至少和我通了6次电话。”

　　文章基本定稿之后，罗瑞卿又第三次进行审改。这时，华楠决定随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华出国前，罗瑞卿又给他打电话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

　　6月24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由罗瑞卿主持修改、定稿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翌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发了统稿。

　　这篇文章一发，天平便迅速向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的一方倾斜。尽管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有的还不承认错误，但大势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尽管罗瑞卿未能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盛会的胜利召开，但是，他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迸发出的光辉就像那照亮长空的夕阳，喷吐出满天绚烂的晚霞，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发表，罗瑞卿复出仅仅过了11个月。这是异常紧张的11个月，他每天的工作时间之长、工作量之大都是十分惊人的。他虽然身残年迈，但壮心不已。他一复出就又同“文革”以前一样，进入了不分上班下班，没有白天黑夜的状态。他的家庭从他被解除“监护”以后形成的短暂的平静不复存在，一切都围绕着他而快节奏地运转。秘书来不及调来，曾患癌症动过手术的郝治平也上了阵。他的桌上文件卷宗堆积如山，办公室里电话铃声不断，来访的客人一批接着一批。他平时需坐轮椅，行动不便。为了节省时间，他工作时便少喝水，以减少去盥洗室的次数。午休时，他连假肢也不摘，便和衣躺着休息一会。他生病住院，病房便成为办公室。1978年1月初，他因患重感冒住院。据秘书记载，1月9日上午从10点到11点半，他即对9名军以上干部的任命、调动同有关人员进行了磋商后做出决定，批转了两位高级干部的信件，就有关作战等问题做出三项决定。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作战部长谭旌樵和《解放军报》社长华楠几乎每天12点左右都要接到他打来的询问情况和交换意见的电话。《解放军报》的夜班编辑下班后也习惯性地要等到报社领导传来他的指示后才去休息。据《解放军报社》的不完全统计，从1977年12月15日至1978年7月中旬这8个月间，罗瑞卿对《解放军报》社的“简报”做出的重要批示就有14项。战友和亲属担心他累坏身体，劝他放慢工作节奏，他却说：“《水浒》中有个拼命三郎。我们今天就是要当这个拼命三郎。”他还常常说：“我今年七十二岁，要当着二十七岁过。”面对国家、军队遭受林彪、“四人帮”破坏，百废待兴的局面，他想赶快干，趁自己头脑仍然清楚，精力还算充沛的时候，多干工作，以追回他因受迫害而失去的十余年时间，以尽力弥补国家和军队在“十年动乱”中所遭受的损失。

　　罗瑞卿常常说：“做领导工作光坐办公室批阅文件、听汇报，不深入实际了解情况是危险的。”“文革”前，为了视察海防边防，他的足迹遍及除西藏外的沿海和边疆各省。他到过许多国防工程和工厂。复出以后他在短短一年内视察过京郊、天津、徐州等地的国防工事和部队。有的地方坑道太窄，轮椅难以通过，他便拄着手杖走。一些领导同志出于对他的关怀，便告诉部队，以后罗秘书长到什么地方，汽车、轮椅通不过时，就组织人抬。而这反而使罗瑞卿感到于心不安。他不愿意麻烦人，渴望着走出轮椅、扔掉手杖，大干一场。

　　1977年，党组织请了两位联邦德国专家来给罗瑞卿安装一个更轻、质量更好的假肢，这两位医生告诉他，可以安装人造股骨，从而改善左腿功能。当时由于在国内安装人造股骨头技术上尚有困难，罗瑞卿有了出国治腿的想法。

　　1978年3月，郝治平查体时，肺部被发现有一处阴影。连续观察，未好转。3月13日动手术切除了一叶肺，证实是原患乳腺癌转移到肺部。罗瑞卿听了这一消息忧心如焚。他对孩子们说：“我不能就这个样子。我要出国治腿。今后，我不能再要你们的妈妈照顾我。我要治好腿，照顾她，让她过得愉快轻松一点。”

　　随后，罗瑞卿请出访联邦德国的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和驻联邦德国大使张彤协助了解联邦德国做安假肢手术的情况，作一些调查，搜集一些有关资料。4月间，罗瑞卿向中共中央写报告，准备去联邦德国治腿，中央同意。5月中旬，301医院将罗瑞卿病情材料以及左下肢、股骨头伤残部位×光照片交信使送到我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由他们同联邦德国方面交涉。6月，去联邦德国治腿事已定，并开始着手筹备。

　　7月3日上午，罗瑞卿在西山办公的地方接见了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和民航局长沈图。当他们来到时，罗瑞卿坐在轮椅里带一点歉意地说：“我不能站立起来迎接你们了。”

　　他们互致问候后，罗瑞卿说：“中央批准我去联邦德国治病，要坐民航飞机去。”他边说边将中央批准的报告递给张廷发。张看了一下又交给沈图。“没有腿真不方便。”罗瑞卿等沈图看完，一面轻轻抚着残腿，一面说，“不要说下去调查研究，就是生活自理也困难。”他露出一丝苦笑，“这次中央为我出国治病，做了十分仔细的安排，国家又为我花这么多钱，我心里过意不去……”

　　这件事张廷发可能早已知道，未说什么。沈图是头一次听说，不禁问道：“有把握吧？”

　　“王炳南和钱信忠同志都做过调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残疾人很多，安装假肢恢复行走功能的也很多。在这方面，他们的医疗技术和经验都是第一流的。我的病历已经寄去了，他们的答复是做这样的手术没有问题，有99％的把握。”

　　为了安全到达波恩，张廷发、沈图又向罗瑞卿汇报，使用波音2408号飞机，15日在北京西郊机场起飞，飞经乌鲁木齐、布加勒斯特的航线。

　　罗瑞卿问：“在西郊机场，波音707起飞有问题吗？”

　　张廷发答：“虽然过去没有起飞过，从机场条件说，理论上没有问题。我们还要试飞一下。”

　　罗：“那就还是到首都机场吧，无非是多跑几十公里。”

　　张：“你行动不方便，等我们试飞后再说，争取在西郊。”罗瑞卿决定，这个问题先不定。起飞时间定在7月15日。

　　7月4日，中国民航总局向国务院、中央军委送去《关于执行罗瑞卿秘书长专机任务准备情况的报告》。

　　7月13日下午15时，空军报告：明日由曹里怀副司令员主持，在西郊机场试飞波音707主机2408、副机2400的起落。16时，罗瑞卿让秘书通知空军和民航：“波音飞机不要勉强从西郊机场起降。因为从来没有起降过，不要因为坐一次飞机动用那多人忙了。在首都机场，无非是坐飞机的人在地面乘车多跑几十分钟的路。在首都机场，靠一边上飞机就行。如果为了避开普通旅客，也可以推迟一点起飞。”

　　7月15日晨，沈图了解到北京至乌鲁木齐航线完成适航。8时许，罗瑞卿夫妇及随行人员和医疗小组，到达专机停机坪，空军司令员张廷发等也到达。在舷梯旁等候的机长向坐在轮椅上的罗瑞卿敬礼，并向罗瑞卿夫妇一一介绍了机组人员。罗瑞卿夫妇一一同机组人员握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起飞前，罗瑞卿的小孙子和小外孙一直在罗瑞卿膝盖上坐着，同爷爷外公又说又笑。

　　预定起飞的时间9点钟快到了。送行的人都劝罗瑞卿上机。罗摇摇头，他要等王震。

　　“爸爸，走吧，不要等了。”他的女儿劝说着。

　　“王胡子说来送我，他一定来。我要见到他再走。”

　　正说着，王震到，他一下车就快步走到罗瑞卿面前，一面同罗紧紧握手，一面说话。在场的人无不为这两位将军的亲密情谊而感动。

　　飞机要起飞了。罗瑞卿吻别了他的孙子和外孙，举着双手对送行的人说：“再见了！等我回来时，我就不坐轮椅了。我要和你们一样站起来走路！我还要到全国各地走走，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

　　送行的人都热烈鼓掌。

　　9点57分，飞机起飞。郝治平坐在背对飞行方向的椅子上，坐在对面的罗瑞卿猛然想起郝治平有晕车、晕飞机的毛病，便要同她换座位，郝治平说：“算了，一会儿就到了。我能坚持。”罗瑞卿摇摇头，然后站起身来艰难地扶着桌子往郝这边走，郝忙站起身把他扶过来，然后坐到对面去。

　　郝治平看着对面而坐的、已是白发苍苍的罗瑞卿，不由得想起一件件往事。她想起了新婚之夜那一碗鸡汤，想起了反“扫荡”中他盖在孩子木筐上的那块油布，也想起了他在天安门上给孩子送来的那一把糖果……她想：在革命斗争中他意志如钢，可对待家人，又是柔情似水啊！

　　飞机于当日13点30分在乌鲁木齐降落，新疆军区和自治区负责人到机场迎接。罗瑞卿夫妇住迎宾馆一栋，机组住在昆仑宾馆。

　　当晚，新疆军区负责人请罗瑞卿看秦腔影片《火焰驹》。这部电影写了一名边关武将受奸臣诬告被陷害最终得到平反昭雪的故事。经历了林彪迫害、蒙冤十载余的罗瑞卿对这一出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戏很感兴趣。看戏时，他猛然想起文化部长黄镇曾问他，《穆桂英大战洪州》这出戏还能不能演。他当时感到没有把握未回答，看完戏后他立即打电话给黄镇，向他推荐《火焰驹》，并告诉他，《穆桂英大战洪州》亦可上演。

　　7月17日，罗瑞卿夫妇在乌鲁木齐休息。罗同张爱萍通话，告诉张，治好腿有99％的把握。他说：“现在我还坐轮椅，等我回来就可以扔掉拐杖了。”

　　7月18日8时，罗瑞卿一行10人、驻联邦德国大使馆武官林千及机组13人乘B―2408号飞机从乌鲁木齐机场起飞，16时13分在布加勒斯特加油，19点40分到达波恩。驻联邦德国大使张彤和文化参赞齐怀远到机场迎接。

　　在波恩，罗瑞卿夫妇受刘伯承夫人汪荣华之托，为刘伯承买了一箱药。然后亲笔给杨勇副总长写了一封信，托返回北京的专机带回。当机组人员向罗瑞卿夫妇告别时，机长林长福代表机组全体人员对罗瑞卿说：“我们等待首长的好消息，到时候我还来接您回去。”罗瑞卿爽朗地说：“好，我们一言为定，你们送我来，再接我回去。”

　　到波恩不久，罗瑞卿以吴生杰的化名住进了距波恩200余公里的海德堡骨科大学医院。7月29日，经内外科检查，情况良好，决定8月2日动手术。

　　7月31日，郝治平在张彤大使陪同下坐汽车到医院看望罗瑞卿，让罗给家里写几个字。罗瑞卿写道：

　　儿女们、媳妇们，并两个小孙孙：

　　妈妈和我身体都好。只是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总有些感到不惯。再加上资本主义阶级社会，我们虽然接触不多，但也看到一些等级禁严，也感到有些看不惯。好在这里气候温和，风景优美，大自然也多少给了我们远离祖国，并且有些想家的人以安慰。

　　……

　　爸爸下星期三就要动手术了。据观察可能如愿以偿。虽然要冒点风险，但大致不会出什么意外的，你们放心！

　　这里的我国大使及大使馆的同志们对我们很好。他们的阶级情谊实在使人感动。

　　医院里的教授专家们，因为我们大使馆的工作做得好，虽然我们的世界观不一样，但就医疗这一点，他们是全力以赴的。

　　其余由妈妈写。亲你们，亲我们的两个小孙孙。

　　这封信，罗瑞卿就写到这里了，但谁也料不到这是他的绝笔。下面由郝治平接着写：

　　今天我从大使馆到医院看爸爸。（两百多公里，汽车走两小时三十分）要他写几个字给你们。他一写就是一大篇。爸爸现在一切情况都正常。有的比在国内还好些。例如咳嗽比在家里少，也容易些。可能与这里气候好有关系。医生经过各方面检查后说，比他们原来想的要好。二日决定动手术。爸爸和妈妈都有信心。因为教授、医生说，我们虽然不是上帝，但一定会尽一切努力治好。一日下午，大使和我就都到医院附近的一个旅馆住几天。这样看护爸爸方便些。等动完手术后妈妈再写信给你们。

　　……

　　祝你们进步、健康！等候爸爸的好消息！

　　爸爸、妈妈　1978年7月31日

　　8月1日郝治平带了一束鲜花在张彤大使陪同下，去医院看望罗瑞卿，同罗在病房合了影。郝治平呆得很晚还不想走。罗瑞卿对她说：“走吧，走吧，你回去休息吧，我已经服了睡前的药，明天就做手术。你放心，一切都会好的。”说完，他微笑着，摆着手，目送着郝治平出门。这就是罗瑞卿留给郝治平的最后的影像。